第三，社會學對象問題的討論，究竟是促進了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還是使社會學走了彎路？究竟是縮小了與世界社會學的差距還是擴大了這個差距？我認為，答案是前者而不是後者。在二十多年來我國社會學“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中，也有社會學對象問題討論的一份工作在內。對此我作了具體論證。
最後，一般地說將哲學思維範式看成是接受社會學學術規範的障礙，也是沒有道理的。兩者作為不同層次的學科，在思維範式上是可以互補的和相互促進的。我們看到，在吉登斯的書中，例如《社會的構成》中，不僅直接談到時間和空間等哲學問題，而且還把時空分析與結構化理論結合起來，而這被稱為“吉登斯結構化理論中最吸引人的也是最富有成果的部分之一。他的社會理論，可以看作是社會學分析和哲學分析相結合的產物。至於該文特別注明“主要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維範式是接受社會學學術規範的某種障礙，則是更沒有道理的。
六、“價值中立”與社會學
在回應有的學者對我的批評中，我著重論證了，“價值中立”作為一種來源於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是一個在總體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會學方法論原則，是一個在國外學術界有嚴重分歧、毀譽參半、仍難一致的爭論問題，是一個在本質上與馬克思主義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論命題，因此，對它極有必要采取具體分析的態度。
在論證價值中立是“一個在總體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會學的方法論原則”時，我指出：實事求是、具體分析地對待“價值中立”，至少要分清它的曆史作用與消極後果、合理因素與內在缺陷、前人原意和後人附加等，從而肯定該肯定的東西，避免精華與糟粕不分、囫圇吞棗。這裏，總體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學與價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價值的客觀主義、實證主義傾向，這使它在認識功能和價值功能統一的社會科學中成為不可能實際遵循的東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擺脫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強調客觀性和科學性的合理因素，但這種合理性是以推向極端的形式存在的。
在論證價值中立“是一個在國外學術界有嚴重分歧、毀譽參半、仍難一致的爭論問題”時，我指出，盡管價值中立是西方社會學的著名方法論原則，但不要忘記即使在西方也是一直有爭議的，其中有的爭論和論戰還很尖銳。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人文主義思潮的加強，對“價值中立”的批判也逐漸加強。近20年來，“價值中立”的影響在國外受到不小的削弱，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事實上，近二十多年來，從事社會科學理論或哲學研究的學者，很少會再認同實證論的觀點了。社會研究必然會有價值介入這個論點幾乎成為他們的共識。
在論證價值中立是“一個在本質上與馬克思主義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實證主義性質的理論命題”時，我指出，馬克思主義與“價值中立”的關係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問題。它們的對立和矛盾主要表現在。馬克思主義堅持科學和價值的有機統一，而“價值中立”則把兩者割裂；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而“價值中立”是一種實證主義性質的方法論。這種對立是兩者關係的主要方麵，而它們在強調科學性與客觀性方麵存在的某種一致、相似，隻是次要的方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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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j鄭杭生（1936-），男，浙江杭州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百所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和哲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郵編：100872，電子信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