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1965年1月我曾問您有沒有話帶給約翰遜總統，您說‘無需’。***現在況變了，您有話要讓我帶給尼克鬆總統嗎？”
**沉思了一會兒，吸了幾口煙，打開了話匣：“中美會談，15年談了136次。我不感興趣了，尼克鬆也不感興趣了。”
“外交部正在研究讓左、中、右各派的美國人都來訪問中國。”**以他特有的方式說道：“我們應當讓代表壟斷資本家的尼克鬆這樣的右派來。目前中美兩國之間的各種問題需要跟尼克鬆商量解決。”
“您願意和尼克鬆晤談嗎？”斯諾高興地問。
“我願意跟他談。比起社會民主黨和修正主義者來，我更喜歡尼克鬆這樣的人。當然，尼克鬆可能有欺騙性，但比起其他一些人來，也許要稍微少一些。尼克鬆常來硬的一手，但有時也來軟的一手。”
“尼克鬆來是否目標太大呢？”斯諾問。
“他可以作為一個旅行者，當然，作為總統也行。“隻要他坐一架飛機就可以來了。”
“您對和尼克鬆的談話很有把握。”斯諾說。
“談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爽快地說。
“我看吵架難免，但也不要緊。”斯諾認真地說。
“我相信我不會同尼克鬆吵架。但是，我要向尼克鬆提出批評。我們自己也將作自我批評。”
“如果尼克鬆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叫他悄悄來，不要公開。”**做了一個表示神秘的手勢。
身為外國人，也是中國人民和**的好朋友，斯諾大膽地問**對“文革”的感覺如何。
**說“文化革命”中有兩件事他很不讚成。一是講假話。有人一麵說要文鬥，不要武鬥，而實際上卻在桌子下麵踢人家一腳，然後把腳收回來。當被踢的那個人問他：“你為什麼踢我？”他又說：“我沒有踢啊，你看，我的腳不是在這裏？”這是講假話。後來，“文化革命”中的衝突展成了兩派之間的武鬥，開始用長矛，後來用步槍，又用迫擊炮。外國人講中國大亂，不是假話，是真的武鬥。
另一件事是虐待“俘虜”——即被罷了官和接受再教育的黨員幹部。
**最後說，如果一個人不講真話，他怎麼能得到別人的信任呢？誰信任你啊？朋友之間也是這樣。這時，他的聲音很微弱，完全不同於剛才談中美關係那樣大聲說話。
斯諾起身告辭的時候，**親切地把他送到門口。
**和斯諾從淩晨一直談到下午1點多鍾。談話結束後，斯諾迅速根據回憶，把對話“記錄”下來，寫成《同**的一次交談》。
但是，由於當時中美關係依然很微妙，斯諾出於謹慎，沒有很快表談話內容。這樣，**的“信”沒有及時捎出去。
1971年4月30日，正當中美雙方為緩解雙邊關係緊鑼密鼓地工作的時候，斯諾適時地在美國《生活》雜誌上表了談話內容。
“信”總算捎了出去。美國的通訊社搶先幾天預了斯諾這篇文章的摘要。這一新聞立即轟動了美國。尼克鬆政府迅速做出了積極的反應。4月26日，美國白宮新聞秘書齊格勒在新聞布會上表示：尼克鬆總統“希望有一天能夠”來華訪問。同一天，美國國務院新聞布官布雷在答記者問時指出：“本政府若幹時間以來一直是希望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善關係的。”
**對斯諾的談話，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國際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成為許多報紙、通訊社的頭條新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的報紙、電台都以顯著的位置表了**會見斯諾的消息，羅電視台還播了**會見斯諾的照片。亞非國家的報紙，日本東京各大報紙，法國各報，德國報紙都相繼表了《**和尼克鬆希望會談》的消息。
國際新聞界以它特有的敏感，意識到這次談話的深遠意義和它對曆史轉折的偉大影響。日本《朝日新聞》說：“**的談話，是中國周密地分析了國際形勢和美國態度的結果。”《讀賣新聞》認為這是“中國又向世界投出了一顆新‘炸彈’”，是“為了搶先抓住正在變化的世界形勢，從極長的觀點下了行動的決心”。還說：“斯諾先生和**主席的會見”所顯示出的中國新外交信息的“影響之大不僅在美中關係方麵，在全世界的範圍內，也將是超乎想象的”。法國《戰鬥報》認為**的談話是“一項最重要的聲明”。南斯拉夫報紙說：“這是一項重要的聲明，因為它證明北京決心使它同華盛頓的關係在較短時期內正常化。”與此同時，一些外國輿論也清醒地意識到，**談話始終堅持了不準幹涉中國內政的堅定原則。日本《讀賣新聞》評論說：**的談話“表示了靈活的姿態”，但“沒有人認為中國會放棄‘一個中國’的大原則，甚至會在台灣問題上妥協而同美國解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