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完成了對中國的第二次訪問，回到瑞士。他不顧有病在身，立即整理這次訪問中國的材料，除表單篇文章外，還打算寫一本《轟炸後的中國》的書。同時，利用30年代和1960年、1965年拍的影片編一部紀錄片。由於種種原因，書後來沒有寫完，74分鍾的紀錄片《四分之一人類》於1966年下半年完成。
那時，中國開始“文化大革命”，**鼓勵紅衛兵和群眾“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很快，“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吵鬧聲，遮天蓋地遍布全國。打、砸、搶、抓、抄等非法行為席卷全國。成千上萬的幹部和群眾受到**、**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誣陷和迫害，公開的武鬥和凶殺使很多人喪生。中國當時處於嚴重的混亂之中。
在“文革”的**中，極左派扼住了中國對外關係的咽喉。紅衛兵高喊打倒外交部長陳毅，衝擊外交部，給中國駐外使館電，命令他們采取強硬態度。紅衛兵還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和印尼的駐華使館。他們強迫英國代辦處表冷淡的工作人員向**的照片鞠躬。
對於局外人來說，這場運動來得如此突然，以致他們不能相信什麼。他們隻知道國家主席**在1966年被排斥，一些城市生武鬥。外國有人推測中國將派紅衛兵到越南作戰。
斯諾與他人不同，不相信中國領導會派紅衛兵到越南作戰。1965年**曾告訴他，中國政府“沒有落後到用遊泳的力量去解放台灣”，紅衛兵到越南作戰與遊泳解放台灣是同類問題。但他不清楚這場運動的詳細況。
斯諾寫信給艾黎，詢問中國的況。“文化大革命”剛開始，艾黎寫信給斯諾說，“我們都支持**。”不久，艾黎又在一封信上對斯諾說，“工合”已成為攻擊目標，因為“流行的看法說，‘工合’這一合作形式係美帝國主義企圖控製中國的工具。”斯諾因此也受到指責，他的罪名是美國“間諜”。對此，斯諾感到很悲涼，他寫信給愛潑斯坦說：“我認識一些有權威的人，他們不算是我的朋友，但我應該相信他們說的我已不再是中國的朋友，這是那些裁決事的人的看法。對此我很傷心，如果這是真的，那說明道聽途說和謠傳聞竟然能裁決我和譴責我，那我將重新估價這種友誼。無論如何誰都可以看到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是眾所周知的，即使我的寫作細節上有許多錯誤，但這決非一個諂媚者的作品，這是為追求真理而寫的誠實、獨立的新聞報道。我不是那種為適應政治氣候而隨風倒的作家。”
為了搞清事的真相，斯諾決定再次訪華。1966年，他寫信給龔澎，詢問訪華的可能性，對方沒有答複。第二年，斯諾寫信給艾黎：“我應該在這時刻訪華，因為我知道如何將過去與今日相聯係，這樣可避免當今流行的歪曲事實。”斯諾還寫信給周恩來，希望訪華以補充《四分之一人類》，或者請中國寄一些材料給他，但也沒有答複。1967年斯諾舉辦旅行演講，香港是終點，他在那裏向中國提出不作正式訪問，可否在回國途中經莫斯科前，在北京作短暫停留。這一請求也遭到拒絕。
但斯諾仍然熱愛著中國，在所有的場合誠摯地為中國工作。路透社的安東尼·格萊寫信給斯諾，說中國人沒收了他的《今日紅色中國》，說這本書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度不友好，有一名官員還建議為此寫篇報道。斯諾寫信給格萊，請他不要傳播這件事，而且對那位官員的建議表示驚訝，因為周恩來對斯諾談過，這本書的內容是誠實的，值得重視。
1967年和1968年，斯諾認真進行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歐洲版的修訂工作，並補寫了幾段話。在歐洲新版《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的增訂頁上，斯諾對**和王光美、陳毅及吳晗表示關心。他還用星號標出**和鄧小平等人的名字。經過修訂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於1970年再版。
斯諾特別關注越南戰爭。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記得20年代的好時光，那時我們滿意地顧及自己的事，不會想到用炸彈或其他什麼東西去宣傳自己的主張。不知我們怎樣能如此地成了救世主的上帝。”斯諾和許多美國人一樣看到越南和中國間的聯係，但他們對這種聯係的看法不同。普通的美國人認為北京和河內的聯係，是國際**的影響而與民族主義無關；斯諾看到的是美國政策如何對待這兩個國家，美國在越南的錯誤是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待中國的覆轍，不承認民族主義的力量，或者以敵視民族主義的麵孔對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