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過境遷。***
當斯諾無限眷戀地告別中國，回到大洋彼岸後，中國人民通過艱苦卓絕的奮鬥，穿越了黑暗的曆史隧道，踏上了光明的前程。
隔岸靜觀著新中國的巨變，斯諾的內心躁動不安，離別中國時，宋慶齡女士的贈時時縈回在他的腦際：
“你回來吧。你屬於中國。”
他確實屬於中國。他的生命，他的事業，他的愛的希冀的一部分已永遠地融進中國的土地中。斯諾曾無限深地寫道：“褐色的群山，碧玉似的梯田，晨霧掩映的島上廟宇留在一起，同她的一些曾經信任過我、愛護過我的兒女留在一起，同她雖然破產但仍樂觀的彬彬有禮的農民留在一起，因為他們曾經給我吃，給我住；同她的臉色黝黑、衣衫襤褸、眼睛明亮的兒童留在一起，同我所認識的同輩和好友，尤其是，沒有軍餉的、饑餓的、農民出身的步兵留在一起，……我同他們一起打了敗仗，一路踉蹌地退過一個大陸，同他們一起痛哭，但仍同他們一起堅持信念，我因此感到自豪。”
是的，自從一踏上蘇區的土地，斯諾便將自己融到中國人民的事業中去了，他對那片古老的土地，對那塊土地上的世代耕耘者們的感太深太厚了，他的脈搏與他們的脈搏始終在一起跳動，他不是旁觀者，也不能使自己成為旁觀者，而一旦曆史的強力迫使他成為中國人民的事業的旁觀者時，斯諾就忍不住內心的煩躁和焦慮。
不知有多少次，他夢遊那神往的國度，也不知有多少次，斯諾在痛苦地問自己：
難道再也無緣去看看那邊的土地，重新在曾跋涉過的路上走走？難道再也不能去看看心愛著的普普通通的中國士兵、農民？難道……
斯諾不願失望，也一直沒有失望過，他努力著，他相信曆史是人創造的，也隻能通過人的努力來改變。他堅信中美關係終有一天要解凍，因為那是曆史的必然，是兩國人民的共同心願。
他苦苦地等待著這一天的來臨。
曆史是公正的。
1960年6月28日下午3時許，當一架由中國人駕駛的蘇製渦輪噴氣客機在北京機場緩緩降落時，斯諾終於如願了。他那時的心激動極了，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諾在《我熱愛中國》裏曾這樣描述那激動人心的曆史一瞬：“他高興得像回到了他出生的堪薩斯城。”
兩個月後，斯諾被安排了一次有特殊意義的旅行——同周恩來總理一道乘專列去密雲水庫。
火車駛出北京市後，周總理微笑著走進客室。
此時的斯諾，正透過列車的窗子欣賞京郊的美景，思緒萬千。
“斯諾先生，歡迎您。”周總理親切的問候拉住了他那脫韁的思維野馬，斯諾意外地轉過身來。眼前這位腳上穿著拖鞋，身著長褲和白色運動上衣的人物，不就是自己當年在陝西見到的第一位**領導人嗎？！
頓時，斯諾棕色的眼睛透露出了興奮的光。
“真是太巧了。記得23年前我穿過封鎖線去找紅軍，遇見的第一個**領導人就是您。您當時用英語跟我講話，我很吃驚。這次來到新中國，您又是我第一個見到的**領導人。”斯諾流露出自肺腑的激動。
“我還記得我替您草擬了92天旅程，還找了一匹馬讓您騎去保安找**。這次可就沒那麼周到了，得請老朋友多多包涵羅。”周恩來攤開雙手笑了笑。接著又說：“不過，那次您是作為記者來的。這次就不同了嘛，我們把您看成是作家和曆史學家，而不是記者。”
“那有何區別呢？一個優秀的史學家就必定是優秀的記者，無論您從修昔底德或司馬遷開始，況也是一樣。”
“盡管如此，您的旅行不能成為一般美國記者的先例。我們把您看成作家及曆史學家而非記者。”
一位古希臘哲人曾說過，人是政治的動物。同樣，國與國之間的交往無不帶上政治色彩。美國記者來中國訪問，本來很正常，但放在一定的曆史背景和現實條件下，就不尋常了。本來“台灣這個海島之屬於中國，猶如夏威夷之屬於美國一樣清楚。”但美國政府卻對此置之不理。因此，直到白宮承認那事實之前，美國記者將不被歡迎到中國來，即使是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斯諾，也沒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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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