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戰時中國沒有取得朝向民主的進步，”斯諾問，“中央政府的性質實際上起了什麼變化？它是否仍舊是國民黨包辦的獨裁政府？”
**回答：“如果政府本身沒有變化，政府的政策起了一些變化。最重要的是，政府確實負責動了抗日戰爭。可是至於其他政策，特別是有關實現民生和民權原則的政策，卻沒有任何變化。
“我們不能說政府的性質起了什麼變化。它還是一黨專政的政府。這引起了全國人民的不滿，這種況必須改變。最近在重慶召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期間，據報道蔣委員長支持一項建議，要動員不論黨派的所有人才為國效力。會議本身建議結束‘訓政時期’，建立按憲法選舉產生的政府。全國都要求在內政方麵實行這些改革，如果不實行這些改革，中國將會遭到肢解。”
“由於戰爭的結果，中國政府的階級基礎是否生了任何變化？”斯諾問。
**答：“是的，有一些變化。沿海一帶和長江沿岸城市裏最有錢的人已經成了漢奸和準漢奸。這些人的代表是汪精衛。已不能再依靠這個階級的人擁護政府了。今日的抗日政府的基礎應該主要依靠中產階級和廣大的農民。支持抗戰的是這兩大階級。”
“你的意思是，政府今天比過去更代表中產階級和農民了嗎？”斯諾又問。
**回答：“還不是這樣——不過政府應該是這樣。政府如果不讓這些階級有更多代表參加決策，它必然仍舊是軟弱無能的。隻有在它的戰爭政策上，政府才代表比地主和資產階級更廣的階層，但是它的國內政策，即在關於民生和民權的政策上，政府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依然和戰前一樣。”
斯諾問：“由於**已經放棄強調階級鬥爭的宣傳，廢除蘇維埃製度，服從國民黨和國民黨政府的領導，承認三民主義，停止沒收地主和資本家的財產，停止在國統區的組織活動和宣傳工作，許多人現在說，中國**事實上已不再是社會革命家，而隻是改良主義了，目的和手段都是資產階級的了。你對這種說法怎樣回答？你是不是依舊堅持，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革命，而且可能在某個階段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而**的責任就在於領導全國走向那個革命？”
**答：“我們始終是社會革命家；我們從來不是改良主義者。中國革命有兩大目標。第～目標是實現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另一個目標是社會主義革命。後者必須實現，而且要徹底實現。目前革命的目標是民族民主性質的，但是在一個階段以後，它將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綱領中社會主義革命部分現在的‘準備’將變成它的‘現實’——除非我們現階段的工作失敗了，如果失敗，社會主義革命就不可能早日到來。”
斯諾不無憂慮地問：“中國是不是也有可能，在反帝反封建革命完成之前或之後，展為法西斯專政？中國的法西斯勢力是在增強還是在削弱？”
**明確回答：“在中國不可能有法西斯專政。國家的一半已經淪為殖民地。另一半麵臨著同樣的危險。中國的經濟還是半封建性質的。由於這些緣故，我們的法西斯夢想家是沒有前途的。如果我們過去把某些中國政治組織稱為法西斯的，如果我們現在指的是這種勢力，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在削弱而不是增強。但把這種勢力稱之為‘法西斯的’是會引起誤解的，因為中國（從經濟展來說）根本太弱，無法支持一個法西斯運動。那些想法與此不同，而企圖在中國製造‘法西斯主義’的人，注定了最後會折斷自己的頸骨。”
斯諾又問：“**自稱領導著中國的工農。除了在邊區對農民的領導以外，除了對含有一些無產階級成分的紅軍的領導以外，**在實踐上怎麼能對中國的工業無產階級實行領導權呢？**用什麼方式既教育農民，又教育無產階級，使他們懂得當前革命的反封建目的呢？”
**回答“是的，我們是自稱對工農實行著這種領導，這有兩方麵，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領導。在陝甘寧邊區，在八路軍管轄下的遊擊區，我們不僅有政治上的領導權，還有組織上的領導權。在旁的地方，**的領導比較間接，但隻要農民和工人是按**的主要方針組織起來的地方，他們實際上是在我們的領導下。你問到（在非**地區）**是怎樣教育工農抗日和反封建的。宣傳能起作用，而且也確實起了一定的作用。通過組織抗日活動，取得不少成就，而且也能使人民認識到推翻封建主義的必要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