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斯諾在抗戰初期的交往是十分密切的。這不僅表現在斯諾向**介紹一些朋友，而且二人還常有信件往還。
前文述及，1937年3月10日，**曾托人捎過一封信和一些材料。7月下旬，斯諾又收到一封**在七七事變前夕寫的密信。**在信中對局勢的展表示“焦慮和不滿”。
斯諾也經常將他對局勢的看法以及一些建議，轉告**。創辦“工合”即是一例。
抗日戰爭爆之初，斯諾和路易艾黎等目睹了中國工業經濟在戰爭中所遭受的慘重損失和數以萬計的熟練工人流離失所，他們決定創辦小型的工業合作社，以招募失業工人，生產日用品，展中國戰時經濟。他們的計劃得到宋慶齡的積極支持。在開始時宋子文、孔祥熙等也表示讚同，他們甚至捐貸了一批款項。從1938年起到1940年，他們辦起了幾百家小工廠和運輸站以及礦井，還辦了技術培訓學校、退伍軍人和孤兒培訓中心、印刷廠、出版社、門診所、幼兒園、餐廳以及為文盲工人及其子女辦的識字學校。“工合正在展成為一個合理而健全的民主合作社會的樣板，生產著種類繁多的軍需品。”（斯諾語）
“工合”事業展得很快。國民黨方麵除開始時提供過一些資金以外，沒有再給予過其它的幫助。“工合”的資金基本上是靠海內外有識之士的捐助，其行政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除外國在華友人外，差不多全是無黨派的愛國人士。
但是後來，“工合”受到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壓迫。孔祥熙拒付原來允諾的撥款，陳果夫、陳立夫則說“工合”“赤化”，是**授意辦起來的。他們通過向“工合”派職員等辦法，千方百計想把“工合”納入他們的中國銀行控製之下。宋美齡則因斯諾參與了“工合”事業，而把對斯諾的積怨遷怒於“工合”（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歌頌了**，挖苦了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的窘態，宋美齡一直耿耿於懷），“工合”在國統區處於一種極其艱難的狀態。
不僅如此，在開始的時候，**對“工合”也是取懷疑態度。因為“工台”有逃避階級鬥爭，使中國走向合作社國家的傾向。中國**一貫認為這條改良主義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在這種況下，1938年斯諾寫信給**，詳細介紹了“工合”的宗旨、創辦“工合”的經過、用什麼方法組織“工合”以及“工合”怎樣幫助遊擊戰爭。斯諾把一份“工合”的組織章程連同信一並寄給**。斯諾在信中寫道：鑒於統一戰線和中國**可以接受“混合經濟”，也理應全力支持“工合”。他建議**修改**關於合作社的方針，使之與“工合”原則一致起來。
**將斯諾的建議批轉給1939年在延安召開的生產合作社代表會議討論。會議決定修改各根據地原生產合作社的某些規定，全盤采用中國工業合作社的組織章程。
後來，**又見到斯諾時（1939年）特地向他指出：“中國‘工合’縱使在前線地區和敵後遊擊區無所作為，在幫助恢複我們後方的工業方麵它們所做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敵後戰區最為需要，而且得到我們的軍隊、人民和政府的最熱烈的歡迎。”
**認為“工合”這種形式可以達到幾層目的：“1、阻止敵貨從被占領區向遊擊戰爭農村根據地的滲透；2、利用中國的原料和資源為我們自己的工業服務，防止日本對之掠奪；3、創立遊擊戰爭經濟上自給自足根據地，以支持持久戰；4、培訓失業人員和不熟練勞工，使日本不能利用他們來敵對我們；5、供應農民以所需的工業品來交換糧食，維持農村的繁榮。”
在**的積極支持下，“工合”在遊擊區的所有企業，在北方受到八路軍的保護，在南方受到新四軍的保護。其中，陝甘寧邊區的“工合”事業，展十分迅速，有了鐵礦，煤礦、鐵工廠、小機器製造廠、製藥廠、運輸站和兩個小油井。到了1942年，延安的“工合”機構成了全國最大的地區總分會。擁有工人相當於中國其他地區“工合”工人的總和。“工台”在促進敵後根據地經濟展，支援人民武裝打擊日本侵略者方麵，揮了巨大作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