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況充分說明為什麼我們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線是全民性的——除漢奸外，包括全體中國人。這就是民族陣線有別於‘人民陣線’的特點。統一戰線的另一特點是：它是由無產階級政黨倡議成立的；今後的展趨勢，隻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才能完善統一戰線的組織，完成它的任務；因為無產階級是中國唯一自覺的和起決定作用的革命力量。資產階級不能擔負這一使命。”
**在最後總結道：“鑒於中國政治和經濟狀況的特點，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民族革命取得一定程度的勝利，民主革命進行到一定的階段後，這個革命有可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而勝利結束。我們**人認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這裏我們所以要不厭其煩地大段引用**與海倫·斯諾當年的這段談話，是因為這段內容是**繼1925年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以來，在建立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新形勢下，對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和各階級的政治態度所作的又一次深入係統的分析。談話闡明了他和中國**對中國社會性質、中國革命性質、中國革命動力、中國革命前途，以及中國各階級對抗日的態度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展方向等一係列重大問題的根本性認識和主張。其意義不僅在於將這些主張傳播出去，達到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爭取國際上和國內有識之士的同與支持，而且對澄清黨內外在理論上的一些糊塗認識，教育和團結廣大群眾有著重要的意義。從研究**和**思想的角度看，這篇談話也有著珍貴的史料價值。
**與海倫談話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強調在中國實現民主的緊迫性。8月13日，他在百忙之中又一次接受她的采訪。他先把一份中國**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交給海倫，請她廣為傳播。**在談到這個綱領時說，為了避免引起軟弱的、被嚇破膽的國民黨官員的抵製，十大綱領回避了經濟要求，甚至連簡單的民眾經濟動員也未提出來，主要宗旨是給人民以愛國行動的自由和武裝自己的自由。**認為，如果南京政府願意合作，十項最起碼的救國綱領得以實現，“我們就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如果不合作，中國就會滅亡！”他的話引起了海倫的共鳴，她在同**多次交談之後得出一個結論：全民必須以各種可能的方式組織起來采取行動——其中的一條辦法就是講“民主”。
這次談話中海倫提出要離開延安到前線去進行采訪，**於8月19日給她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弼時，小平同誌：斯諾夫人隨軍赴戰地擔任向外國通訊的工作，請你們給她以幫助。生活費等問題請為解決。”這封信當時並沒有用上，10月17日海倫從延安離開，後在西安碰上了她的丈夫斯諾，他們坐火車去了青島，未能去前線。一直到1979年鄧小平作為貴賓出席華盛頓市為慶祝“中美關係正常化”而舉行的招待會上，海倫在時隔42年後才把**的這封親筆信交給鄧小平。
說到尼姆，我們不由地想多說幾句。古人說：“偉人背後，必有默默無聞，未被頌揚的偉大女性。”尼姆就是一位這樣的女性。
斯諾在與尼姆離異多年之後，依然坦率地寫道：“在亞洲生活的幾年間，她是我忠誠的合作者、伴侶和評論者。”
尼姆原名海倫·福斯特，尼姆·韋爾斯是斯諾為她起的名字。1907年9月21日出生於美國的一個律師家庭。1931年到中國上海，在那裏的美國總領事館當秘書。就在這時，她與斯諾相識，1932年聖誕節他們在日本結婚。後定居北平。
尼姆性格堅毅，非常有主見。在北京期間，她接觸了大量的進步學生，經常把中國青年一時還不易看到的材料，提供給學生，並向進步學生提供開會場所，提出建議。不少**地下黨員，如黃敬、姚依林、龔澎、黃華等都是她的好友。一二九運動時，她和斯諾走在學生遊行隊伍的前列，還拍了不少照片。尼姆自己回憶說：“我差不多把整個時間全用於支持學生運動上了。我把新聞稿定好後，就騎車帶了我們那條白狗戈壁去送給外國記者們。埃德和我盡量利用外國記者來宣傳學運。中國學生也來向我們打聽消息。我們成了新聞中心。全都靠我一個人打字，要打許多份。可累死啦！我們是以個人身份協助中國打一場反法西斯戰爭。後來我寫了一本《1935年—36年的中國學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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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