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曆時近五年、經過七次不同程度修改的書稿，終於和廣大讀者見麵了！感謝年近九旬的特別法庭“首席審判員”王文正法官，在病床上接受了我對這件命案的采訪。感謝中央文獻研究室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認真負責地對書稿進行了嚴格的審閱；感謝當代中國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的支持與付出的勞動。
開國總理周恩來養女孫維世之死，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悲慘最殘酷最沒有人性的命案之一。
孫維世一家滿門忠烈。周恩來履行了對孫炳文烈士的諾言，將他的兒女撫育成人。在周恩來夫婦養育的眾多烈士子女中，隻有孫維世是以父（母）女相稱。但是，在那個年代裏，作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卻也沒能保護住自己的女兒，在重重壓力下親自批捕了她。直到孫維世最後遇害，他也隻能老淚縱橫，叩問蒼天。
也因如此，謠傳、猜測、杜撰不斷，真可謂風雨滿樓。更有對孫維世毫無了解，而又不願下工夫進行調查采訪的無聊之人，任意造出了許多“情節”，讓一個帶著累累傷痕離去的冤魂，在天國都難逃人間給她的再次傷害。一些網絡和報刊為吸引眼球，不辨真偽，不負責任，如獲至寶，頻頻轉載，推波助瀾，在海內外搞得沸沸揚揚。良心乎？人格乎？
魯迅先生在他的雜文《死》中寫道：“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每個時代都有“新式的人”，但是，無論你多麼“新式”，有著多麼生動的“想象”，任何人也沒有理由和資格任意地殺戮生命，任何人也沒有權力為殺戮生命的凶手尋找托詞！難道就因為有這些“新式的人”臆造出來的“故事”，人們就可以隨意地放過甚至無視那些濫殺無辜的罪行嗎？作為一名紀實文學作家，如果我們不去做“踏破鐵鞋”式的深入調查采訪，獲取真相，又如何為人類樹立起璀璨的正義之碑呢？
孫維世冤死獄中非一般人所為，其中既有曆史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更不能排除與林彪、江青、葉群——這些當時的“政治超人”之間的恩怨。我希望盡量客觀真實地將這些鮮為人知的史實還原在這本？書裏。
孫維世如同一棵高高的白楊樹，亭亭玉立，迎風而傲。她的美麗在於她內心的純潔。她生性剛烈，疾惡如仇，作為建國初期可以帶上朋友自由進入中南海、可以在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家裏吃上一頓便餐的年輕女性，她不慕王侯將相，不盼榮華富貴，追求的是事業與貢獻。就連婚姻大事也有自己的主張，嫁給了一個比自己年長十歲的“共產黨的大特務”，夫妻雙雙為新中國的話劇藝術不倦地探求。如此佳人，當代演藝圈裏能有幾個？
孫維世身上有著其父一樣不屈的傲骨。她在嚴刑逼供下不出賣同誌，不出賣良知，不出賣人格，這種麵對邪惡寧死不屈的精神，正是我們民族的脊梁。
孫維世是新中國話劇事業的開拓者之一，是建國後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話劇理論引入中國的第一人。她所編導的反映大慶職工創業與生活的話劇《初升的太陽》，是新中國最早的原生態舞台藝術劇。
孫維世之死折射出一個時代的悲劇，留給後人無盡的反思。如果我們在碩果累累的秋天裏，在醉人的瓜果飄香中，在對美酒咖啡毫無止境的追求時，忘記了那個時代以及人類自身的缺陷所留下的“血”與“淚”時，那位白發蒼蒼的曆史老人，就很可能在崎嶇漫漫的山路上迷失方向。
四十年前的一個夜晚，在呼嘯奔騰的金沙江畔，山巔上升起一輪明月，照著山間一排排作為“三線”建設職工臨時宿舍的席棚。一位從遙遠的東北來到這裏的丁師傅，教我唱起了一首烏克蘭歌曲：“在烏克蘭遼闊的原野上……”年輕無知的我問他，這動聽的歌是何人所寫？他告訴我說，這是話劇《保爾·柯察金》裏的插曲，填詞的人名叫孫維世，也是這部話劇的翻譯和導演。
我至今還記得這位工人師傅說完這番話之後的情景，月光從山脊上傾瀉下來，灑在他的臉上，冷冷的一片茫然。他長長地歎了一口氣說，可惜，她被人害死了。
他抬起頭來，看著天上那輪又圓又大的月亮，仿佛在那裏尋找著孫維世的身影。
從那一刻開始，我就決心要追著曆史的足跡，探尋孫維世早已遠去的身影。整整四十年過去了，我搜集了不少資料，采訪了一些知情人，終於讓孫維世在這本薄薄的小書中“複活”。
孫維世是不死的女神。
當你翻開這本書的時候，一個聖潔而美麗的生命正向你走來……
沈國凡
2013年11月21日至26日於上海、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