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個時候，中共江西省委電台台長林雲生叛變投降，林雲生的投降，標誌著江西省唯一的一個共產黨信息聯絡平台被中統特務徹底占領。馮琦為此開心地喝了一頓酒，他似乎已經感到成功在即了。
按照徐恩曾的指示，馮琦即令叛徒林雲生用原來的呼號、波長、密碼與南委電台聯係。在南委詢問謝育才的近況時，以“技術故障”之名中斷聯係。後來，馮琦命令特務們利用江西省委電台，向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電台發報，聲稱由於“機器故障”，江西省委電台與南委電台一直處於聯係中斷的狀態，請南方局電台轉告南委電台，主動聯絡江西省委電台。同時，馮琦又指揮特務們用原來的電台波段，伺機插入間斷的電波，以表示急於要求與南委恢複聯係。
中共南委在收到江西省委電台的電波後，普遍認為，江西省委電台中斷半年有餘，現突然急於恢複聯係，可能已被國民黨特務監控。為了安全起見，中共南委做出三個決定：一、查清電台波段來源，並要求其詳細說明中斷聯係的原因；二、要求江西省委將中斷聯係後的情況作詳細報告；三、南委暫不向江西省委作任何指示和通知。此後，特務們以中共江西省委名義，通過電台，陸續向南委發出了許多“偽電”。在電台恢複聯係後，特務們根據電波，開始尋找南委的真實聯絡地址，企圖一舉消滅南委。馮琦等特務，利用電波獲取了兩個重要的地址：第一個是南委在曲江的一個通訊地址，第二個是“全福處”。
1941年11月，中統特務經過接近一年的“電報聯絡”，終於贏得了中共南方工委的信任。
徐恩曾覺得時機成熟，到了“收網”的時候了。他召開特別研究會，討論如何收網，將南委一舉殲滅。但是會議剛開始，與會人員便吵了起來。大特務王思誠和張國棟覺得：時機尚未成熟，許多工作還沒有突破性進展，待全部工作展開後再收網也不遲。而大特務謝長存、張炎茂等人卻覺得“時不待我”，再不收網，後悔晚矣。徐恩曾經過權衡，建議“收網”與“深入”兼顧，讓江西特委的馮琦和莊祖方相互體諒，相互幫助，明確責任，減少分歧，盡快徹底瓦解中共江西省委以及南方工委。
莊祖方接到徐恩曾的通知後，立刻策劃、布置了破壞中共南方工委的工作。為了取得更深一層的突破，他命令特務們加強對江西省委書記謝育才的審訊力度。不過謝育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不管是威逼利誘還是嚴刑拷打，他都咬緊牙關，隻字不說。莊祖方沒轍了，便讓叛變革命的江西省委前任代書記顏福華做謝育才的工作，然而謝育才誓死也不開口。中統特務最終將謝育才關進了監獄。
就在這個時候，特務們抓獲了南方工委幹部部長郭潛，郭潛是個軟骨頭，被捕還不到三分鍾，便招供了！他先後交代了中共曲江交通站的負責人歐陽丙鶴以及中共粵北省委書記李大林、組織部部長饒衛華等人的藏身之處。莊祖方迅速就此致電徐恩曾，徐恩曾下令：“大魚悉數落網，收網將其打盡！”
莊祖方根據叛變的南委幹部部長郭潛的交代，在粵湘邊境抓捕了廖仲愷和何香凝夫婦的兒子、“南委”領導人之一廖承誌以及南委的副書記張文彬、宣傳部部長塗振農等重要幹部。後來，莊祖方又率領特務們連夜突襲了“南委”領導人方方的家鄉，幸而當地的群眾和老鄉拚死掩護方方，方方才及時撤出，幸免於難。
1942年7月9日，莊祖方在大叛徒郭潛的引領下，再次襲擊了中共廣西省工委，逮捕了工委副書記蘇曼、工委婦女秘書長羅文坤、市委委員張麗貞、梁耀寶、“南委”交通員張海萍等，製造了著名的“廣西七九事件”。
至此，徐恩曾一手製造的“南委事件”落下了帷幕，徐恩曾指使大特務馮琦以及莊祖方，先後逮捕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和進步青年300多人，破壞了中共江西省委所屬的44個縣委、200多個區委，共計逮捕2000多名共產黨員，管製了2000多名農村黨員。這是徐恩曾在“反共”工作中，較為重大的一次勝利。
“南委事件”也是徐恩曾上任中統局副局長以來，最為得意的一次勝利。因為“南委事件”，徐恩曾得到蔣介石的重賞。而莊祖方更是“居功至偉”，蔣介石提拔莊祖方為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