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經濟學早在19世紀就已經被西歐一些國家的經濟學家所探討，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他著重闡述的是：一個較晚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應當遵循什麼樣的經濟理論和采取什麼樣的經濟政策，才能趕上先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英國）。李斯特在經濟學說史上是有貢獻的，因為他對當時在經濟學界占主流地位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進行了評價，認為古典經濟學說對於當時德國這樣一個後起的國家是不適用的。
盡管如此，發展經濟學主要興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當時發展經濟學研究者探討的問題圍繞著農業社會如何向工業社會過渡，以及與此有關的資本、土地、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重新組合和發揮作用等問題，特別是一些即將擺脫殖民地和附屬國地位的亞洲、非洲國家，今後將如何走上工業化道路問題。中國的張培剛先生在這個領域內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他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所撰寫的著作，引起了國際經濟學界的關注，被公認走在發展經濟學的前沿。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後來又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道路從此也日益被國外所了解和重視。中國道路既是包括發展轉型（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和體製轉型（從計劃經濟體製轉向市場經濟體製）在內的雙重轉型之路，也是中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之路。中國的實踐使發展經濟學研究增添了不少新的內容，開辟了不少新的研究領域，也為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經驗和教訓。實際上，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已經表明發展經濟學由於中國經濟學家集體的介入，而取得了巨大的進展。這使中國經濟學家集體深深感到自豪，因為有了中國經濟學家這個集體，在最近30多年的爭論、探索和參與實踐的過程中，在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國內眾多刊物上發表了不計其數的論文、調查報告、政策建議。其中發表於國外刊物上的隻是很小的一部分。正是有賴於中國經濟學家集體的介入，發展經濟學研究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國際發展經濟學研究者們的視野才大大拓寬了。
下麵，分三個方麵來說明中國道路與發展經濟學新進展之間的關係。
一、發展經濟學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經濟體製之爭
發展中國家，不管是不是亞洲和非洲原來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它們新獨立以後都希望實現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從而都會涉及經濟體製轉型問題，隻不過在這些國家所涉及的是傳統經濟體製向資本主義經濟體製的轉型，而不像中國、俄羅斯、東歐國家、蒙古、越南等國由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的轉型。
關於由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的轉型，留待下一節再討論。至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涉及的傳統經濟體製向資本主義體製的轉型，可以從以下三個角度加以分析。
第一，在這些新獨立的亞洲、非洲國家，這裏所提到的傳統經濟體製，主要是指前資本主義的經濟體製，並且在土地製度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大體上有三種形式。一種是氏族共有，份地落實到農戶的土地製度，鄉村中仍然是長老或頭人掌權，他們依靠長老會議或頭人會議行使權力。第二種形式是地主掌握土地，實行租佃製，即把土地分成小塊，租給佃戶耕種，佃戶向地主繳納的以實物地租為主。第三種形式是大地產製，即在此基礎上實行種植園製度，或雇工進行生產，支付工資，或給雇工一小塊土地，作為雇工養家糊口的生活來源，替代工資支付，而雇工則以替種植園服勞役為代價。這三種土地製度中，無論哪一種形式都使廣大農戶處於貧困狀態，農民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或者是氏族共有的土地，或者是地主掌握的租佃製土地，或者是種植園主擁有的種植園土地）之上，很難擺脫這種束縛。
第二，在傳統經濟體製之下，尤其是在前資本主義的土地製度之下，亞洲和非洲這些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要走上工業化道路，是十分艱難的。這是因為，由於廣大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又陷於貧困境地，所以工業化所必需的前提條件（如資本積累、勞動力充足供給、土地交易市場的形成、企業家隊伍的成長等）都不存在，更不必說技術人才的湧現和產權保護法律的製定了。這就是說，亞洲和非洲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如果不對傳統經濟體製進行改革，不變更傳統經濟體製在社會經濟中根深蒂固的狀況，它們是無法順利進行工業化的。
第三，同樣不容忽視的，是傳統經濟體製的背後存在著與傳統經濟體製相適應的傳統意識形態的巨大影響。傳統意識形態支配著社會各個階層的思想和行動，如宿命論、等級觀念、保守傾向、對家鄉的留戀、逆來順受的思維等等，使得人們普遍缺乏風險意識，不願闖蕩創業，從而陷入無所作為的困境。這幾乎是亞洲和非洲那些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下層社會的通病。
因此可以認為，國外的發展經濟學研究者們自始至終都把這些新獨立國家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同傳統經濟體製向資本主義經濟體製的轉變聯係在一起進行分析，是有充分依據的。這是他們所做出的重要貢獻。的確，脫離了體製之爭，也就是脫離對傳統經濟體製特征的剖析，特別是對傳統經濟體製所造成的對工業化的阻礙的研究，很難在這些國家的工業化道路的研究中提出有價值的觀點。
然而，這方麵的研究還不足以解釋中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中的難題，包括難在何處，如何克服這種困難，如何走出一條新路——不同於新獨立的亞洲和非洲發展中國家所走的道路，等等。這是因為，對1979年以後的中國來說，中國的體製轉型不是擺脫傳統經濟體製（前資本主義經濟體製）的束縛，而是擺脫計劃經濟體製的束縛。
中國道路就是發展轉型（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和體製轉型（從計劃經濟體製轉向市場經濟體製）重疊在一起的雙重轉型的道路。
二、中國的發展經濟學實質上是從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轉型的發展經濟學
要知道，計劃經濟體製的實施曾被看成是另一條走向工業化的道路，以區別於西方一些國家曆來所遵循的通過市場化而實現的工業化道路。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曾經被當作成功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東歐一些國家，包括原來在市場化基礎上工業已經有一定發展的民主德國、捷克、波蘭等國家，也都轉到計劃經濟體製的軌道上，繼續在工業化方麵向前推進。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之所以接受了計劃經濟體製，不是偶然的。一是由於已有蘇聯的先例，認為在計劃經濟體製之下發展工業是可行的，這既能動員全國的人力、財力、物力迅速建立大型工業企業，實現工業化的理想，又能使農業走上計劃經濟體製下集體經濟的道路。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中國處於西方主要國家抵製和封鎖的狀態，唯有已經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和東歐國家才同中國有較多往來。這正是當時的實際情況，中國沒有其他的選擇。三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內，鐵路、通訊、重要的工礦企業多數是國有國營的，解放以後這些全被接收過來了，所以當時建立計劃經濟體製和國有國營的大工礦企業模式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正是在這種背景下，20世紀50年代計劃經濟體製在中國確立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