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說一切有情，四大生死，皆循四相：眾緣和合而起現相，曰“成”；達到圓滿程利，曰“住”；眾緣漸漸消散，曰“壞”；消散至究竟，曰“空”。
站在一個足夠可以鳥瞰的高度，來整體性打量中國儒家學術史的發展脈絡，可以看到，不管是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還是宋明道學，每個階段都存在這樣一個流轉“四相”——悄然萌發，蔚為大觀，漸趨末流，走向滅亡。
在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的清初學者，開風氣之先，主張實證，力倡經世致用之學，後繼以顏元、閻若璩、胡渭等人對儒家經典的苦考深研，掀起疑經學風，有清一代的學術風尚漸行漸闊，終於在乾隆、嘉慶時期，以乾嘉學派的出現為標誌，中國儒學再次轉身，走上清代樸學或曰考據之學新旅。
“化工放出江頭路，沙水冷相宜。東風自此，別開紅紫，是處芳菲。”清代學術自此別開洞壑，景象全新，綻放出全盛之期的“住”相。乾嘉漢學從吳、皖之地，輻射整個遼闊的中國。一時間，研經探史、辨物析名之風大為勃興，詳征博考、爬梳鉤沉成一代學術熱潮，甚至，舉國出現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學術熱鬧場景。
惠棟、戴震，分別以乾嘉學術重要主幹的“吳派”、“皖派”領袖身份，屹立在其時，他們無疑是這個風起雲湧的學術時代的擎旗之人。
一。
惠棟，字定宇，號鬆崖，江蘇吳縣人。生於公元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死於公元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學者稱其為小紅豆先生。
提起吳地，便不能不令人想起發清學之端的顧炎武。正是他的博學於文，參證經訓，講求音韻，勤搜廣輯，深深影響了這片向來崇文向學的土地，最終使這裏成為波蕩全國的乾嘉學風的重要發源地，並走出了代表人物——惠棟。
顧炎武倡導“六經”研究，但他的學術旨趣卻是以宋代理學為背景的，而以惠棟為嚆矢的吳派學術，卻擯棄宋明理學，直接回歸到兩漢經學。因而後者的學術又自成體係，具有開宗立戶的首創意義。
清代學者任兆麟這樣說：“吳中以經術教授世其家者，鹹稱惠氏。惠氏之學大都考據古注疏之說，而疏通證明之，與六籍之載相切。傳至定宇先生，則尤其著纂，卓卓成一家言，為海內談經者所宗。”
這就點明了一點，惠棟之學雖衍顧炎武餘續，但更多是受家學影響，而且到他這裏才自創門派，終成大端。
惠氏家學的確深自有源。
《清史稿》以難有的詳盡筆墨敘述了其淵源家學。而且看惠氏一門的治學，即能管窺出清初至乾嘉前期學術風氣的演進過程。
其曾祖父惠有聲，曾以“九經”教授鄉裏；祖父惠周惕，受業於汪琬，邃於經學，為文章有榘度，著有《易傳問》、《春秋問》、《三禮問》，被當時督學江南的田雯讚為：“其論采於六經，旁搜博取，疏通證明，雖一字一句必求所有而改其義類，晰其是非，蓋有漢儒之博而非附會。”（《研溪先生〈詩說〉序》）他在清初首倡漢學，被學者稱為老紅豆先生；父親惠士奇，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為官，“盛年兼治經史，晚年尤邃於經學”，撰寫《易說》、《禮說》、《春秋說》，多有獨家發明。他對經義的解說，已經格外注重起考釋，認為漢代去古未遠，更接近孔孟，所以解經不可廢棄漢法，“周秦諸子……皆可引為《禮經》之證”。他被學者稱為紅豆先生。
吳地學術傳承向來有著這樣的傳統，即以血緣為脈絡形成組織形態，代代相傳，終成其大。比如江聲、江鏐、江沅祖孫三代致力於小學文字研究，錢大昕、錢大昭兄弟及其子輩錢東壁、錢東塾、錢塘、錢坫、錢東、錢鐸、錢侗，一門皆治古學，有“嘉定九錢”的美譽。
背著書篋，跨過門檻，外出就師，當然是一種求學常態，但大門一關，裏麵其實還有一個自成體係的學術係統。這確實是吳地讓人驚訝的文化現象。
血緣譜係，同時成了師承圖譜。幾代人究心於同一項學術事業，始終孜孜不倦，貫穿鉤穴，口誦瀾翻，執經問難，砥礪切磋。一代代人接力為之，在其家族內部形成一個特色鮮明的深厚家學。
由惠棟上溯至其曾祖，惠家四世傳經不息，後浪不斷勁推前浪，新蕊摧壓舊花。這其實已經在宣告，在“一門三紅豆”的惠家，小紅豆先生惠棟將要抵達的學術高度。
《清史稿·儒林列傳》說惠棟：“自幼篤誌向學，家多藏書，日夜講誦。於經、史、諸子、稗官野乘及七經毖緯之學，靡不津逮。小學本《爾雅》，六書本《說文》，餘及急就章，經典釋文，漢、魏碑碣，自玉篇、廣韻而下勿論也。”
個人聰穎惠達，勤學善悟，再加上家學淵源，這於一個學者而言，就像豐沛的陽光、充足的水分、肥沃的土壤之於一顆鬆樹種子，屬於它的挺拔、參天、蔥鬱、遒勁，都隻是時間的問題。
惠士奇任湖廣鄉試正考官、廣東學政提督等職時，惠棟跟隨乃父宦遊湖廣，遍結當地俊彥，名聲已經大著。
雍正初年，惠士奇因上疏忤逆雍正，“入對不稱旨”，被罰掏自家腰包修鎮江城牆。以一己家產，怎麼能夠承擔如此浩大的修城工程呢？雍正刻薄寡恩、作弄臣下的心態，可見一斑。但，惠棟不得不為籌錢而四方奔波，“饑寒困頓，甚於寒素”。後來，惠士奇“以產盡停工削籍”，這才罷了。惠家也自此家道中落，陷於貧困之中。
這件事對惠棟觸動極大，讓他在心裏埋下了仇視這個政體的種子。
乾隆九年參加鄉試，他由於拒絕用程朱理學語錄來作八股之文，“以用《漢書》為考官所黜”。對政體與科舉的雙重失望，使他遂絕意仕進，確立了終身不仕、一心向學的人生誌向。
雖然厄於貧窮，甑塵常滿，但他神情晏如，安之若素。中年之後，他開始課徒自給的窮苦塾師生涯，“陋巷屢空，處之坦然。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偽，了然若辨黑白”（錢大昕《惠先生棟傳》）。
否極泰來，這永遠是人生的辯證法。
顧炎武在四十五歲那年，家遭突變，他從此孑然一身，遍走天涯，歸莊曾為此不無感慨地說：“使兄不遇訟、不避仇、不破家，則一江南富人之有文才者耳，豈能身涉萬裏，名滿天下哉？”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是否也應該慶幸惠棟所遭受的人生磨難？
應該。
二。
一個人的遭際，永遠是以他所生活的時代為背景的。
貌似偶然的個人命運，其實往往也是同時代人的集體命運。在康熙一朝，由於康熙本人的豁達大度，宏納眾流，以及清朝剛剛入主中原，出於政治考慮，對知識分子采取籠絡體恤政策，乃至出現了一大批誓死捍衛前朝的遺民。因而在那時，學界可以大膽放言，學術空氣自由而活躍。
但走至雍正、乾隆時期，就完全不是這樣了。
此時的大清政權已經牢固握在手中，皇帝沒有了初來乍到時的種種擔心與憂慮。雍正本人又天性陰鷙刻薄，寡恩多疑。而且，在其陰謀篡奪帝位後，為示威天下以自固，不斷加強輿論鉗製，不惜羅織罪狀，大興文字之獄。
他到孔廟祭祀，親自下跪，甚至將原先孔子誕辰日所舉行的中祀禮，改為與康熙帝誕辰禮相同的大祀，但這種尊孔重儒，更多的是為了表演，再準確的說是為他本人政治需要。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聖人之道，其為福於群黎也甚溥，而為益於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與天地共悠久也。”
因而，麵對儒家文化和士人，他呈現出截然相反的兩種人格：一方麵，高舉尊孔大旗，高張儒幟；一方麵營構禍心，打擊士人，將屠刀向書生的頭顱野蠻揮去。
這中間，他很是製造了幾起在中國史中都屬罕見的文字冤獄。
——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的汪景祺，因在書中並無惡意地譏笑了康熙帝的書法，還非議了康熙帝的諡號和雍正的年號問題，被雍正按大不敬律處斬。
——侍講錢名世，曾在年羹堯聖眷優隆、炙手可熱時，向之賦詩獻媚，充其量也就一趨炎附勢的無聊文人，但因年羹堯是雍正的掌中刺，因此雍正的怒火也殃及錢名世身上。刻毒的雍正，不但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更別出心裁地親自寫下“名教罪人”四個字，讓該地方官製成匾額，張掛在錢名世的家門口。更出格的是，雍正還命令所有在京官員集體作詩譏諷錢名世，而且還讓錢名世將這些詩收集起來，自己掏錢刊印成《名教罪人詩》散發。
——雍正七年，陸生柟著《通鑒論》，因涉及當朝“朋黨之爭”這一敏感話題，雍正說他“借托古人之事幾，誣引古人之言論，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於是下令正法。陪綁者是監察禦史謝濟世，他的罪名是批注《大學》時，對宋明理學多有責難，“毀謗程朱”。
——曾靜案發受審時，交代自己深受呂留良思想影響，雍正於是將死去的呂留良開棺戮屍，並處死其子孫，將其家屬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
——呂留良案發之後，徐駿因所寫詩中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一句，被人揭發是懷明反清，雍正將其斬決。吳茂育作《求誌編》中，文末用幹支紀年，沒有署雍正年號，被人告發，雍正責令“嚴加審究，毋涉疏縱”。
繼雍正之後的乾隆，更是將文字獄推向極致。
為政伊始，乾隆對其父的峻嚴高壓政策及其所帶來的消極後果，還是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的。所以，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但以發生在乾隆十六年的偽造孫嘉淦奏稿案為開端，他的思想發生了巨變，文化政策開始從寬緩向嚴猛陡轉，借此剪除鄂爾泰、張廷玉等重臣，並對政治異己力量清算，從而大掀文字獄高潮。
他首先是對著有《堅磨生詩鈔》的胡中藻下手，指責其詩句“一把心腸論濁清”，是故意在“清”前加“濁”，屬於肺腑難測；詩句“下眼訓平夷”，又被望文生義地認為是罵皇帝識力卑下；而“記出西林第一門”一句，又被生硬指責為“攀援門戶，恬不知恥”。最後，胡中藻被斬，因之被殺的還有鄂昌。
以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為標誌，乾隆還掀開了全國性的禁書運動，開始禁錮思想，鉗製輿論。僅從乾隆四十二年到四十八年之間，有案可考的文字獄就多達五十餘起，其波及人數之多，密集度之高，令人咂舌。
從雍正到乾隆，滿清文字獄在“聖心獨裁”下持續了近百年，其手段之毒辣，誅殺之凶殘，打擊之峻厲，株連之廣密，處罰之殘酷，在世界史中也屬絕無僅有。就連以酷烈、殘暴臭名昭著的歐洲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都難以與之比擬。
由之在民眾中產生的極壞影響是，借政治之勢，嫁禍於人，告密成風，使得人心大壞，彼此猜忌，人人自危。國家的道德體係，社會的良心係統，因之遭到重創。
思想被控製，輿論被鉗製，禍起蕭牆，動輒得咎。那麼，出於自保的士人，便隻有萬馬齊喑，鴉雀無聲。
宋朝時，經曆了“烏台詩案”後的蘇軾，學乖了，也學聰明了，他在《贈孫莘老》詩中發牢騷泄憤：“嗟予與子久離群，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
而在文字獄大興的雍正、乾隆治下，文士學者們就連東坡這樣的牢騷也不敢發，當然就更不敢非湯武而薄周孔，針砭時弊，批評當朝了。
那麼，再也不敢非議程朱、置喙道學的他們，何以遣有涯之生？
隻有一途，鑽進故紙堆裏搜羅爬剔，為經典做番純學術的考據工作。這很像晚年的陳寅恪鍾情於柳如是，沈從文耽心於服飾，都是嚴峻的政治環境使然。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