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走進人群的他，於二十一歲成功舉浙江鄉試，卻在二十二歲那年參加會試時落第。考場失利後，同屋中有以不第為恥，王陽明欣然勸慰對方：“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回到家鄉後，他在龍泉山寺組織詩社，自此又開始了傳統文人的詩酒歲月。
明孝宗弘治十年，二十六歲的王陽明又再次為心中的成聖向往所喚醒。因為，他厭煩了這種吟詩作賦的淺薄生活。但他心裏的那條通道依然沒有打開。
煩悶鬱積於心的他再發狂舉，開始移情於兵法：“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能收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嚐聚果核列陣勢為戲。”這為他以後四處平叛，建功疆場，無心插下了最早的柳條。
然而，果核擺成的戰場，仍解決不了心中的問題。“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訪師友於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的他，有一天讀到朱熹的話：“居敬持誌，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於是，深悔先前的自己探討雖博，而未嚐循序以致精，乃至造成一無所得。之後，他循其序讀書，思想漸漸得到洽浹。
然而，“物理”與“吾心”仍然相互遊離，彼此不能交彙融合。這種苦悶與彷徨，最終又沉積於心。沉鬱既久，於是舊病複發，他第二次發狂倒下。
偶然間，他聽到有道士談養生，遂又起遺世入山之意。就是在這樣強烈的思想迷惘、顛倒、彷徨與衝突中，二十八歲的他進士及第。自此，他帶著不切實際的理想，還有屬於自己的深深苦惱，走上了仕途。
五。
弘治十四年，公元一五〇一年，三十歲的王陽明以朝廷命官身份奉命審錄江北。
公事完畢後，又移情佛老、心鍾養生的他登上九華山。“化城高處萬山深，樓閣憑空上界侵。天外清秋度明月，人間微雨結輕陰。缽龍浮處雲生座，岩虎歸時風滿林。最愛山僧能好事，夜堂燈火伴孤吟。”這就是他夜宿化城寺留下的詩作。
在這裏，他遇到一個叫蔡蓬頭的道士，再三請教下，道士隻送給他一句不著皮毛的話：“汝終不忘官相。”又聽到地藏洞中有異人，“坐臥鬆毛，不火食”。異人向他“論最上乘”，但也隻是一句不明不白的話：“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
正因九華之行，王陽明有了離世隱居之想。
此時，京城之中他所交往的人，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王陽明為之歎息：“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也！”遂在公元一五〇二年，上疏告病歸越，在家鄉會稽山上築室陽明洞，拋妻離子，一個人鑽入洞中，行導引術。
“童仆自相語，洞居頗不惡。人力免結構，天巧謝雕鑿。”剛進入洞中的他喜不自禁，在《始得東洞遂改為陽明小洞天》一詩中他這樣得意地寫道。
聰明的人幹什麼都會成績斐然，很快，王陽明就有了“先知”的本領。一日坐洞中，朋友王思輿等來訪，剛到五雲門，就見王陽明的仆人已經在那裏迎候，而且還清楚地說出客人來自哪裏，這把王思輿等人說得驚駭異常，以為王陽明果然得道成仙。
坐在黑乎乎的洞中，思想卻漸漸澄明起來，王陽明開始反思自己的行徑，他認為自己修煉的這些所謂導引之術，不是心中所追求的成聖之境，“此簸弄精神，非道也”。
道在哪裏？路又在何方？
他伸了一下因久坐而僵硬的腰肢，又以一個道家叛逆者的姿態，走出了陽明洞。但他並不是要重回大千紅塵世界，而是要去佛門裏轉轉，看看自己心中的向往是否就藏在那裏。
他來到寺廟林立的杭州，往來於南屏、虎跑諸刹。有個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完全入定。王陽明向他喝道：“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開視與之對語。王陽明問其家，對曰：“有母在。”又問：“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王陽明於是為他講解愛親乃人之本性，和尚立刻哭得稀裏嘩啦。第二天，這和尚就卷鋪蓋回家去也。
本來是前來求師問道，現在卻成了授業解惑。在儒家道義麵前，修行如此之深的禪僧卻潰不成軍。因此，遊走完仙佛兩重世界之後的王陽明，“漸悟仙、釋二氏之非”，他終於知道他苦苦尋覓的聖境不在佛、道，而是在儒學那裏。
重回人間。空氣很清新，陽光很燦爛。
公元一五〇五年，三十四歲的王陽明在政界已經是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他還有一個社會兼職——老師。他開始絳帳授徒。
麵向為程朱理學一統思想的天下學者，王陽明首倡心學，“使人先立必為聖人之誌。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然而，天下師友之道久廢，在眾人眼裏，王陽明的聚眾授徒行為無疑是標新立異，博取名聲而已。但有一個人卻深以為然，與他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為事。
這個人就是翰林庶吉士湛若水。
湛若水是陳白沙的弟子，他在繼承陳獻章“天地我立，萬化我出”的“心本論”基礎上，提出了“萬事萬物莫非心”觀點，認為“隨處體認天理，自初學以上皆然，不分先後。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即隨處體認之功，連靜坐亦在內矣”。
黃宗羲將湛若水的“隨處體認天理”與王陽明的“致良知”，認為是王、湛之學各樹門戶的標誌。王陽明曾說過：“予求友於天下，三十年來，未見此人。”湛若水也說，“某平生與陽明公同誌，他年當間作一傳矣。”可見，二人為學雖各有宗旨，但在倡導心學、主張自得方麵，則是相當一致。
由此，王陽明的最後盛裝出場，便讓人不能忘卻心學啟帷人陳白沙。
六。
公元一五〇五年這年，大明朝還發生了一件事：明孝宗去世，十五歲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是為明武宗，詔改翌年為正德元年。
伴隨著武宗的上台，宦官劉瑾日益躥紅，跋扈登場。劉瑾勢傾天下，威福任情，剪除異己，公侯勳戚以下，不敢與之抗禮。南京給事中禦史戴銑等人杵怒了劉瑾，劉派遣緹騎將之逮係錦衣衛獄，責以廷杖，除名為民。王陽明出於義憤，憤然抗章伸救。結果這大大惹怒了劉瑾，遂將王陽明廷杖後，貶謫為貴州龍場驛丞。其父王華也因此受到牽連，被貶為南京吏部尚書。
龍場，在今貴州修文縣內的崇山峻嶺之中。荊棘遍布，蛇虺虎狼出沒，蠱毒瘴癘橫行。
領著破衣爛衫的幾個弟子踏入這片蠻荒之地的王陽明，心中卻一片光明。他腦海裏閃現的，一定是孔子厄於陳蔡時的淒美畫麵。
來看看他此時寫下的詩《謫居糧絕，請學於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謫居屢在陳，從者有慍見。山荒聊可田，錢矰還易辦。夷俗多火耕，放習亦頗便。及茲春未深，數畝猶足佃。豈徒實口腹，且以理荒宴。遺穗及鳥雀，貧寡發餘羨。持耒在明晨，山寒易霜霰。”
字裏行間沒有一絲一毫的悲觀絕望，相反倒是處處透著安時處順的恬淡，以及承受並享受苦難的欣然。
這讓人想起古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普羅米修斯始終懷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凡人類所能享有的盡善盡美之物，就必通過承受苦難，而後才能得到，為此自己就要自食其果，甘心承受被冒犯的上天降下的所有苦難。
隻有道義沛胸、堅不可摧的人格，才會有這份人性的豁達與敞亮。
在當地人的幫助下，王陽明與弟子伐木叮當，營建起龍岡書院、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單是聽聽這些建築物的名字，就能想象到王陽明屹立在龍場的身姿有多堅毅，他的目光又有多清澈！
謫居聊假息，荒穢亦須治。
鑿惸雜林條，小構自成趣。
開窗入遠峰，架扉出深樹。
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
畦蔬稍溉鋤，花藥頗雜蒔。
宴適豈專予，來者得同憩。
輪奐匪致美，毋令易傾敝。
營茅乘田隙，洽旬稱苟完。
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美觀。
鋤荒既開徑，拓樊亦理園。
低簷避鬆偃，疏土行竹根。
勿剪牆下棘，束列因可藩。
莫擷林間蘿，蒙蘢覆雲軒。
素昧農圃學，因茲得深論。
毋為輕鄙事，吾道固斯存。
這是他的兩首《龍崗新構》詩，讀之令人感喟萬千。其間綻放的精神光芒，是孔子所說的“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是孟子所說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正像鳳凰要在一把衝天的火焰中實現涅槃，苦難是淬礪，也是升華。
你猜到了，王陽明破繭成蝶的時刻即將來臨。
公元一五〇八年，困於龍場的王陽明，先是自忖劉瑾的迫害不會停止，他覺得得失與榮辱，於己而言皆能超脫，唯生死一念尚覺未化，於是自己搬來個石墩，發誓說：“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坐其上，身心澄默，以求靜一。
時間久了，他竟然在這天荒地老的石墩上坐出了奇妙的感覺，覺得“胸中灑灑”。
跟隨他的學生此時卻都病倒了。一切像極了那支行走在春秋末年的師生隊伍，當鍋中無糧，弟子紛紛病倒之時，孔子卻弦歌不絕，修禮於樹下不衰。王陽明親自析薪取水，調藥療之。同時為調節這彌漫開來的抑鬱氣氛，他先是歌詩，“複調越曲，雜以詼笑”。他以一個小品演員的功夫，最後使得弟子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
於是，坐在貴州龍場這塊堅硬石頭上的王陽明，開始認真思考一個哲學命題：“聖人處此，更有何道？”
夜風習習，月光如練，帶著這個凝重的問題坐至中夜時分，他忽然洞悟格物致知之旨。半夢半醒的狀態之中，他如聞神啟，好像聽到有人在對他說話，“不覺呼躍，從者皆驚。”
石破天驚的一刻出現了！
這就是他苦苦尋覓了幾十年，為之彷徨無著、顛倒迷狂、數度病倒、左右搜尋的聖人之道——吾性自足。
原來，此道就在心中，先前向心中求理於事物，原來都是錯誤的啊。他又以默記的《五經》中的話來一一印證，莫不吻合。
這標誌著王陽明心學思想的完成。七年之後，他對龍場悟道的精神體驗回憶道：“守仁早歲業舉，溺誌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眾說之紛擾疲苶，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歎聖人之道坦如大路。”
為什麼原先看不到它就貯存在自己內心之中呢？原因很簡單：“常人之心，如斑垢駁蝕之鏡，須痛刮磨一番，盡去駁蝕，然後纖塵即見，才拂便去”，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
龍場，一個苦難的偏遠所在，卻以幸福產房的姿態，締造了中國學術史上一則著名佳話——龍場悟道。
七。
猶如大堤，當第一股細細的涓流從一個縫隙射出，決堤之水很快就會呈蔓延之勢，滔滔席卷，奔湧而出。
陽明之學頓時大放光明。
揚朱抑王的清人雖然在《明史·儒林列傳》中將陸王心學斥為異端，但還是客觀記錄下了陽明心學帶來的轟動影響：“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複幾人矣。”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
答案就在陽明學說的本身。王陽明自己這樣說：“吾平生講學，隻是致良知三字。”“良知”一詞出於《孟子·盡心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意思是說人先天所具備的為善之能。
王陽明將之借用過來，成就自己的本體論：“自千古以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既然良知不分聖愚，不加選擇地存在於一切人心之中，那麼心就與自然同體：“天命之性具於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先驗的道德良知是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
在朱熹那裏，性是宇宙至上的道理，在天表現為理，在心表現為性，而王陽明卻認為心即性、心即理：“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由此，他也改變了朱熹的修養論。
朱熹的本體論建立在性與理的並行之上，屬於兩條線，所以他的修養論注重通過研究外物進而明心理，於是要求人格物致知，窮理盡性。
王陽明對此提出了批評：“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同時他認為，隻主張問學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養，那麼就會造成知行脫節，支離割裂，而這就阻隔了人的成聖之路。
於是他提倡直接將功夫用在心上，因為良知是一個先驗本體，包含著最高的道德。“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朱熹的“格物致知”被王陽明改造為了“致良知”。那麼，人隻要把這種先天明覺之心推及於事物，人的行為自然符合聖賢的道德要求，將外在之物納入心中來達到“致良知”，這就是“格物之功，隻在身心上做”。
盡管他的“致良知”一說是在龍場悟道之後才提出的，但此前的“知行合一”、“心即理”等種種提法都可歸於此三字涵義之中。王陽明自己就說：“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出此意，隻是點此二字不出。”他的窮究吾心之良知，實質上是把《禮記·大學》中“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的實踐道德思想，巧妙地轉變為道德修養論。
傳統的儒家“聖賢”概念中，既有道德的高標，還有濟世之功的事功要求，即《論語·雍也》中所說的“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因而總讓人望而生畏，覺得此路遙遙。這就使得儒學在人眼中顯得過高過遠，不如佛學所提倡的“人人可以成佛”讓人感覺那麼容易親近。
王陽明的心學重新定義了“聖”的概念，將之框定到一個純道德的境界，而且隻要努力，人人可以成就自己。他在《傳習錄》中告訴大家：“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聖人之所以為聖，隻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故雖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為聖人。”
原來聖人不光是周文王、孔子才配享有，凡俗如我也可以抵達成聖之境！這無疑太鼓舞人、太感染人了。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也情不自禁地感慨：“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
如此，在他宣講之下，聽者如堵，聞者歡欣，隨者景從，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公元一五一二年，王陽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與弟子兼妹夫南京工部員外郎徐愛同舟歸越途中，論《大學》宗旨。徐愛聞聽後，“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
——公元一五一二年，王陽明至滁州督馬政，地僻官閑，日與門人遨遊琅琊、瀼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穀。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
在他之前，不曾有過某種學問讓聞聽者頓感心竅打開，為之舞之蹈之；在他之後，也不曾有誰能用自己的學說，讓人聞風而至，踴躍歌舞，歌聲振穀。
端的是空前絕後。
八。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一五一六年，於四十五歲的王陽明而言，這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分水嶺。
他走入了黃宗羲所說的個人學術第二境界。自此以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
儒者的最高理想人格是：立德、立功、立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於王陽明而言，立德、立言均已完成，抵達通儒的最後一段登頂之路，隻剩下了立功。
機會，說來就來了。
其時，荒淫昏亂的明武宗先是嬖信太監劉瑾亂政，後又崇信江彬、錢寧作歹，終於造成大範圍的農民起義在全國蜂起，尤以江西南部以及江西、福建、廣東交界地區最為嚴重。盜賊四出，巨寇連環。山民依靠山地據洞築寨，自建軍隊，攻城略地，占山為王。
謝誌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浰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郴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也繼而揭竿。前巡撫文森托疾避去。誌山合樂昌山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玭戰死，地方無計可施，朝廷為之震驚。
在此情況下，兵部尚書王瓊忽然推薦王陽明，以右僉都禦史之職巡撫南、贛、汀、漳。一介從未有過軍旅生涯的書生，能完成赳赳武夫才能完成的事業嗎？王瓊的回答是肯定的：“陽明此行，必立事功。”他持的理由是：“吾觸之不動矣。”
其實他是在瞎說。他不知道，在王陽明舉旗為戲的兒童時期，在他出居庸三關月餘，有經略天下之誌的少年時期，在他以果核為陣，遍讀兵書的惶惑青年時期，早已完成了今日出征的準備。
且看他討賊的赫赫戰績。
公元一五一七年正月王守仁抵達贛州，二月即鎮壓了漳州之叛，九月瓦解了樂昌、龍川等地民變；十月平息了橫水、左溪、桶岡之亂，次年三月平定江西農民起義。
如風卷殘雲，在他揚鞭揮馬之間，一切迎刃而解，紛亂迅速消停，世界再次恢複河清海晏。
王陽明認為，民風不善的原因在於教化未明。盜賊平息之後，應該移風易俗，雖然來不及遍施此法，姑且就其淺近易行的地方，開導訓誨。故而，他兵馬所到之處，即行告諭，“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時間長了，“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雍雍然漸成禮讓之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