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紛華波蕩之中，慢易之心不生，居幽獨得肆之地，匪僻之情不起，上也。起而以禮製，次也。製而不止者，昏而無勇者也。理不素窮，勇不自任，必為小人之歸，可恥之甚也。
萬物皆性所有也。聖人盡性，故無棄物。
情一流則難遏，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遏，動而後平，是以難也。察而養之於未流，則不至於用遏矣。察而養之於未動，則不至於用平矣。是故察之有素，則雖嬰於物而不惑；養之有素，則雖激於物而不背。《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此之謂也。
性定則心宰，心宰則物隨。
氣惑於物，發如雷霆，狂不可製，唯明者能自反，勇者能自斷。事之誤，非過也，或未得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過也。心過難改。改心過，則無過矣。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憧憧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為事，而心學不傳矣。
深於道者，富用物而不盈。衛公子荊善居室，孔子何取焉？以其心不嬰於物，可以為法也。夫人生於物，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幾何？而世人馳騖不返也！
在這篇不長的重要儒學文獻裏，他十分強調修一己之身。
隻要真道彌漫，吾道自足，那麼就可以知道傳聞習見的蒙心之言、蒙命之理、蒙性之道，這就確立了其學術體係以論心性為基本特色，附帶也突顯了他的心性思想：心由性而分，以性為本體，主張性體心用。
因而，性是第一位的，心則居於次位；性是內在而深藏不露的，心則是性的外在表現，是由性之所發而派生出來。故而，他強調性不能動，動則心矣。在他的學術架構裏，心與理被排除在自然本體之外，隻有性才被賦予自然的本體屬性。
所以，即便人欲與天理這樣貌似對立的關係，隻要主敬在性，以天理貫人事，能正人事而循天理之意，那麼人欲就會變成一種自然之事，而並不與天理有著不可調和的衝突與矛盾。這就與二程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存在著學術觀點上的不同。
同時，他以佛教的唯識理論為批判對象，認為佛教以心為宗，主張心生萬法之說，即是滅天命，即是己私之見，故為異端小道。這樣的理論視角，就比洛學單純的指責釋家不知有父、不知有母來得更為深刻。
在胡宏的學術思想中，一個鮮明的特點是，取法多家，多有新見，貌似屢出洛學之言義。朱熹因此而對《正言》多所疑義。對此，黃宗羲分析得頗為精妙：“愚以為胡氏主張本然之善，本自無對便與惡對，蓋不欲將氣質之性混入義理也。心為已發，亦自伊川初說有‘凡言心，皆指已發’而言，以其未定者為定爾。察識此心而後操存，善觀之，亦與明道識仁無異；不善觀之，則不知存養之熟，自識仁體。”
他給出的結論是，朱熹的疑問與胡宏的學說“未始不相濟也”。
張栻則稱頌其師：“《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製治之蓍龜也。”
後來，與朱熹、呂祖謙並稱為“東南三賢”的張栻，從胡宏這裏學成後歸長沙，先後主講嶽麓、城南書院，使得胡宏之學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間達到鼎盛。
清朝年間，乾隆為嶽麓書院親書“道南正脈”，以表彰湖湘之學傳播理學之功。受此學派熏陶與浸潤，晚清的湖湘大地走出了諸如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羅澤南、魏源、陶澍、賀長齡、譚嗣同、陳天華、黃興等影響中國曆史的名流。
厚重的湖湘文化哺育了厚實的他們。
五。
如同張載的關學，湖湘之學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是“以經術為治術”，主張經世致用。而另外一個顯著特點則為其他所有學派所不具備，那就是充斥著書生報國的俠義精神，流淌著一派劍膽琴心。
正如本文一開始所言，每一種學術的誕生都不會離開具體的曆史土壤，空穴來風。湖湘文化的開啟，建立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之中。
由於北宋被異族淪陷，徽欽二帝被擄北荒，即位的高宗卻投降貪安，置身在這內憂外患、矛盾重重的特定曆史現場，對“春秋學”的探研與傳承，反映在胡氏父子身上，已經不僅僅隻是經學意義上的探研，更多表達的是他們尊王攘夷，堅持華夷之變，期望恢複正統的一種家國與民族主義精神需求。故而，湖湘學術內核中就有了一種慨然擔當的精神風概。
先來看看胡安國。他“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誌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屢屢堅辭朝廷所授之職。“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名儒侯仲良平日言必稱二程先生，對其他人無所許可。後來他見到胡安國後，歎曰：“吾以為誌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複有斯人也！”
他潛心苦修《春秋》二十多年，以為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其中的原因，就是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胡安國為此說：“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他將《春秋》視為傳心要典。
靖康初年宋欽宗召見他時，胡安國無所顧忌地批評道：“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奸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複正。”
再來看看胡寅。他“誌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紹興四年十二月他重新為官後，立刻上疏宋高宗，對與金議和大加指責：“女真驚動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仇也。頃者，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於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複，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今無故蹈庸臣之轍，忘複仇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為陛下不取也。當今之事，莫大於金人之怨。欲報此怨，必殄此仇。用複仇之議，而不用講和之政，使天下皆知女真為不共戴天之仇，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苟為不然，彼或願與陛下歃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聖意直以世仇無可通之義，寢罷使命。”
於是可以更為清楚胡宏了。胡宏一生拒絕為官，矢誌於道，他對他的門生們說：“道學衰微，風教大頹，吾徒當以死自擔！”
身雖在野，心卻始終係社稷安危，力圖將其所學用於匡時救世。父兄所堅持的拒絕議和、堅決抗金態度，在他身上表現得更為強烈。
紹興年間，他以一介布衣上書宋高宗，憤然指出：“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劫於仇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製，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饑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於此矣。夫以疏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嗌，未嚐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為，況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誌，反以天子之尊，北麵仇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
進而，他出語更加犀利：“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仇，子孫之所以寢苫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為仇。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為負叛者，有協讚亂賊為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為討。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複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訴也。陛下念亦及此乎？”
在上書的末尾，胡宏更是心無所忌地數落趙構：“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奸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奸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奸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己也！”
字字悲憤，句句動情，大義凜然，性命全拋！
胡氏一門三人，不畏開罪帝王，豁出身家性命直指弊政，猛戳其短，狠揭其虛。尤其是胡宏，一介白衣書生，以家國為念，心懷大道，慷慨陳詞，在上下五千年中華文明史中，他這樣的熱血書生也甚為鮮見。
然而，公元一一四一年南宋政府還是以向金稱臣，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割讓大片土地為代價，與金國簽署了喪權辱國的《紹興和議》。換回的，隻是一具宋徽宗幹硬而猥瑣的屍體。
不出胡宏所料，公元一一六一年，紹興三十一年，金主完顏亮撕毀和議，再次大舉南侵。而就在這一年，一代大儒胡宏銜恨而亡。
赤膽忠心，報國無門。
胡宏會睜著永不瞑目的眼睛，悲憤地看著這個潦倒不堪的政權在趙構手上如何一步步枯槁腐朽，他也會滿心歡喜地看著自己開創的湖湘之學，經弟子張栻之手怎樣一天天變得蒼翠葳蕤。
“寂寂本民流太空，虛名過耳如鬆風，惆悵禍亂波流洪。目極征鴻淡淡天，萬古消沉向此中。”“萬古消沉向此中”，這是無可言說之後的深深無奈。
大師，總是如此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