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首詩前，他特別序曰：“仆持節朔庭，自燕山向北，部落以三分為率，南人居其二。聞南使過，駢肩引頸，氣哽不得語，但泣數行下，或以慨歎，仆每為揮涕憚見也。因作《出入塞》紀其事，用示有誌節、憫國難者雲。”
江山殘破，昏主無識，群醜當道，賢者垂淚，這就是胡宏成長中所親見親曆的環境。
三。
胡宏，《宋元學案》稱他“自幼誌於大道”。這個大道獲得的首要渠道就是他的父親，曠世大儒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候，又名胡迪，學者稱其武夷先生，後世稱胡文定公。全祖望在《武夷學案》中稱他：“私淑洛學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少年入太學時，以程頤的朋友朱長文及靳裁之為師，靳裁之與之論經史大義，深為其所器重。成年之後，胡安國與謝良佐、楊時、遊酢三先生“義兼師友”，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的學問“自得於二程《遺書》者為多”，因而，他雖然與二程沒有直接師承關係，但在學理上完全承接了二程的洛學。
宋哲宗時進士及第後，胡安國任湖南學事，因被蔡京所厭而解職。宋徽宗政和二年後，他對現實失望，認為天下無道，自當卷而懷之，遂稱疾不仕。靖康元年，朝廷封他為太常少卿，辭卻不就；拜為起居郎，又推辭。在宋欽宗幾次下旨催促之下，才勉強到京師汴梁，最後還是以疾為由告辭歸家。
宦情如寄，淡泊自如。胡安國一生自進士登第到完全退休回家，前後共四十年，實際為官時間累計起來不足六年。然而，他“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南宋建炎年間，他舉家遷至湖南湘潭，在潭州湘潭建碧泉書院，後又在衡山山麓辦文定書院，以講學著述為業，潛心撰寫《春秋傳》。
多年來，他雖然輾轉流徙，居寓不定，常常一文不名，但他從來不從口中說一個“貧”字。胡安國曾經告誡兒子說：“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他持的道理是：“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謝良佐曾對人這樣稱頌胡安國：“胡康候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鬆柏挺然獨秀者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尤為讓人稱頌的是，當初，胡安國以國子博士的身份，職官是湖北提舉，而此時的謝良佐卻隻是一名縣級學官。胡安國想認識謝良佐，沒有以上司身份把謝叫來，而是通過謝上蔡的同學楊時，以後進之禮修書求見。見到之後，又極盡恭敬之事。謝良佐也不客氣，當麵對胡安國說：“聞公進道甚篤，德業日美，所到豈可涯涘，真足畏也！更以其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
後來，胡安國在南嶽紫雲峰下完成了他的《春秋傳》，這是宋代理學家以義理之學研究《春秋》的巔峰之作。它與朱熹的《四書集注》並重，成為科舉取士官方規定的必讀之書。
天下大亂，二帝被掠，國破主奴，這應該是胡安國治《春秋》的最重要原因。“春秋學”的思想主旨，便是宣揚大一統，尊君卑臣，強調國君一體，“國滅，君死之正也”，明華夷之辨，高倡尊王攘夷。
深受父親影響，又“卒傳其父之學”的胡宏，無疑秉承了胡安國的處世思想與為學原則，因而在學理與行為上都直追乃父。
看到胡安國所走過的步履，其實已經能夠想見即將走來的胡宏的腳步。
其次，在學理上對胡宏影響較為顯著的就是楊時。
楊時，號龜山，在程門弟子中最為有名，深得二程賞識。據《宋元學案·龜山學案》記載：“明道喜甚，每言楊君會得最容易。其歸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將其認定為自己的學術托缽之人。
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胡安國攜二子在京師，此時楊時為祭酒。胡宏與時任秘書省校書郎的哥哥胡寅就於此時一同受學於楊時。
楊時的學術特征完全秉承二程，他認為：“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於喜怒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
他強調：“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數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誌，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達矣！”
他格外重視格物知至。“致知必先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蓋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於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修身推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為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這就將性理之學推到了實處。南渡之後，他傳學於羅從彥，羅又傳於李侗，三傳至朱熹，終開宋代理學卓犖大端。
胡宏跟隨楊時的學習時間很短，一年之後，京師淪陷，張邦昌偽政權成立後，胡安國攜帶兒子胡寅與胡宏辭官而歸。
秦檜曾與胡安國私交很好。在秦檜執政之初，他寫信給胡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胡宏聞聽後，寫信給秦檜表示謝絕，而且故意在信中措辭嚴厲，沒有禮貌。有人不解，問他為何這樣。胡宏說：“正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
這是胡宏的回信：“稽請數千年間，士大夫顛名於富貴，醉生而夢死者無世無之，何啻百億？雖當時足以快胸臆，耀妻子，曾不旋踵而身名俱滅。某誌學以來，所不願也。至於傑然自立誌氣，充塞乎天地，臨大事而不可奪，有道德足以替時，有事業足以撥亂，進退自得，風不能靡，波不能流，身雖死矣，而凜凜然長有生氣如在人間者，是真可謂大丈夫！”
這是他的政治宣言，也是他的行動綱領。
不同流合汙，不隨波逐流，隻願死守善道。不光胡宏這樣，哥哥胡寅也堅定地選擇了這條路線。《宋史·儒林列傳》載：“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複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諫通鄰好不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複其官。”
其實，胡宏哥兒倆拒絕秦檜還有更深的一層用意。那就是，父親察人失明，結交奸佞，那我應該用自己的行動與立場來為父親的過失洗濯。
朱熹後來為此頗為感歎：“秦檜當國，卻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明仲（胡寅）兄弟卻有樹立，終不歸附。”
拒絕為官，沒有進入仕途的胡宏，“優遊衡山二十餘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所謂的“玩心神明”，其實是醉心於父親胡安國與老師楊時所授的理學。在其間發微尋明，探研屬於自己所創的理學一途。
關上一扇門，有時是為了打開另一扇門。
四。
在衡山的二十多年裏，胡宏潛心學問，力行所知，完成了被稱為“道學之樞要，製治之蓍龜”，可以與張載《正蒙》不分軒輊的重要儒家文獻《知言》。
在《知言》中他娓娓道來。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墟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億之以意，飾之以辯。傳聞習見蒙心之言，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為其所惑者鮮也。然則奈何？曰：在修吾身。
夫婦之道，人醜之矣，以淫欲為事也。聖人則安之者，以保合為義也。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為能守而弗失也。《語》曰：“樂而不淫”，則得性命之正矣。謂之淫欲者，非陋庸人而何？天得地而後有萬物，夫得婦而後有男女，君得臣而後有萬民，此一之道也，所以為至也。
天下莫大於心，患在於不能推之爾；莫久於心，患在於不能順之爾；莫成於命，患在於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
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有而不能無者，性之謂與！宰物不死者，心之謂與！感而無自者，誠之謂與！往而不窮者，鬼之謂與！來而不測者，神之謂與！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也。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學成。成己，所以成物。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
有毀人敗物之心者，小人也。操譽人成物之心者，義士也。油然乎物各得其分而無為者，君子也。
禮文多者，情實必不足，君子交際宜察焉。言辭巧者，臨斷必不善，君子選用宜察焉。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能攻人之實病，至難也。能受人之實攻，為尤難也。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