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在是“樹未大，先招風”。如果我們是1.3億人或者1300萬人，可能西方看我們是用欣賞的眼光來看。就是因為我們人口基數太大，加上獨特的文化，不一樣的文明和政治體製，這讓西方膽戰心驚，抱著很大的猜忌眼光來看我們。
舒泰峰：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什麼辦法來使我們的建設者身份更具可信度？
王逸舟：第一是要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加大公共產品提供的份額，這是有戰略意義的。北歐有的國家已經把自己國家GDP的千分之七八用於國際援助。
舒泰峰：近幾年我們提供的國際援助比如對於非洲的減免債務等方麵已經做了很多。在我們國內也需要大量資金的背景下，您認為這些還不夠嗎？
王逸舟：對國際援助要做具體區分。我們目前提供的國家援助更多的是戰略性的輸出，也就是與我國的利益是有關聯的。前幾天，在一個論壇上，一位外國人跟我說：“是，你們現在的外援是在增長，但錢都扔到哪裏去啦？非洲，中東地區，那些資源最豐富的地方。”當然，經濟利益是必須要的，中國人不能不現實。但是我的意思是在不影響國內建設的同時，盡可能地拿出一部分錢，用於比較純粹的與本國利益非直接相關的國際公共利益。當中國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份額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那麼，我可以說，中國到達了一個新的台階，中國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充滿慈善目光和全球責任感的風範大國。而這從長遠來說也是有利於國家利益的。
舒泰峰：除此之外，您還有什麼建議？
王逸舟：我想說的第二點是，在這個重要的新時期，中國外交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麵需要提升自己的水平——學會麵對NGO等國際上不同的社會組織。我認為，世界實際上是由三界構成的，這三個世界，三足鼎立。第一界是經濟界——跨國公司、各國經貿部門等。中國是經濟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在這方麵可以說是一個弄潮兒，技藝嫻熟。第二界是政治界——安全、戰爭、政府交往，這方麵中國人也正在逐步適應，外交部門做得也越來越好，中國日益成為政治界中的一個重要角色，甚至在往中心靠攏。第三界是社會界——國際社會的不同團體。這個界別五花八門，有專門保護瀕臨物種的，有同性戀團體，還有令我也感到十分新鮮的比如專門反對建大壩的團體。
他們有他們的權利發出聲音。其中一些也發出了反對中國的聲音。但是我們習慣於通通將他們歸入反對中國政府之列，從政治角度來做出判斷，認為是給中國設套，讓中國人蒙羞，阻礙中國發展。事實上，國際社會在不斷地層化，但是我們的外交官們無法和他們對話。可以說在第三界中中國還是一個晚輩，還要花很多時間去適應。要實現和諧世界，我們不光要在政府中、在商人中交朋友，也需要在第三界中交朋友。
魏柳南：中國政府在對外溝通的方式上的確需要更講究技巧。中國一些對外的媒體，比如《中國日報》等，西方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宣傳。這裏邊有些是文化的問題，不是政治的問題。怎麼表示你的意見，用英文和中文是完全不一樣的。現在中國政府就是把中國的觀念直接翻譯成英文。比如說“小康社會”，對中國人來講很明確，因為中國人有這種曆史文化的觀念，但是直接翻譯成法文，法國人就覺得這是個很奇怪的詞語。“和平崛起”也是如此，沒有文化、曆史的背景，無法了解。
另一方麵，溝通方式不能過於簡單。比如法國總統薩科奇準備會見達賴，中國駐法大使說，如果會見可能會造成嚴重後果。這是不合適的。法國人可能會因此而支持薩科奇，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大使館不能決定法國該做什麼。不能這樣表達意見，應當換一種說法。總的來說，我認為到現在為止中國對西方還沒找到很好的溝通的方法。
舒泰峰：在具體如何操作中，有沒有一些做得很好的例子？
王逸舟：我覺得有兩個人做得非常好。一個是姚明。姚明在我心目中是一個真正的風範大國民。首先，他強大，不受威脅，很難被欺辱。他很自信，但不是那種井底之蛙無知的張狂，他的自信建立在出色的球技和對世界籃壇技術、趨勢的熟練掌握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