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大討論的實質是什麼呢？實際上是改革向何處去的問題——反思改革派認為當前社會的種種問題是由於市場化改革所致，因此必須全麵左轉；而改革派則認為，這是改革不徹底、不配套所致，因此必須加速推進改革，方向不能動搖。
中央的確表態了。2006年3月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強調，要在新的曆史起點上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說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決心和信心，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努力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保證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要不失時機地推進改革，切實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實現改革的新突破，同時注重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使改革兼顧到各方麵利益、照顧到各方麵關係，真正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和支持。
溫家寶總理在當年的兩會記者招待會上，重申了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指出“盡管中國目前的改革有很多困難和問題，但是隻能向前進，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這被視為中央對2004～2006年第三次改革論證的一個回應。此後，爭論有所降溫。
爭論再起：交鋒“國進民退”
2010年的全國兩會上，筆者作為跑會記者見證了一場關於“國進民退”的激烈交鋒。
這次交鋒，甚至從兩會正式召開前一天就開始了。3月2日下午，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舉行新聞發布會，由大會發言人趙啟正介紹會議情況，並回答記者的提問。
會上很快有記者問及“國進民退”的問題，請趙啟正做回應。而趙啟正也是有備而來，他說，印象不是判斷的最可靠手段，最可靠的手段是數據。他用一組數據說明，我國不僅不存在什麼國進民退，而且“可以說改革開放30年來，國有經濟、非公有製經濟是在比翼齊飛”。
他說，2009年，私營企業在許多方麵都比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發展更快——全年，在工業增加值方麵，私營企業增長了18.7%，國有企業隻有6.9%；就總資產而言，私營企業增長了20.1%，而國有企業隻增長14%；從從業人數來看，私營企業增加了5.3%，國有企業隻增加0.8%；在主營業務收入方麵，私營企業增加18.7%，國有企業降低0.2%；最重要的是利潤，私營企業的總利潤增加17.4%，而國有企業卻降低了4.5%。
3月4日晚，重慶市長黃奇帆召開記者會，在會上他同樣被問到“國進民退”的話題。黃奇帆的回答是，國進民退是個偽概念。“什麼叫全球金融危機？什麼叫經濟受到嚴重衝擊？就是指這個當口，不管國有還是民有都遇上了經濟困難，都發展的慢了。這個時候政府拿出財政資金救民於水火之中，救企業於患難之中，政府的撥款進了社會，你說是‘國進民退’？變成一個貶義詞？這是在救災救難。美國政府拿了幾百億美元進入花旗，占了它的股權，是在強取豪奪，國進民退呢，還是救災救難呢？這其實也是救災救難。”
“現在民間資本想叫他投他也沒能力投，正因為這樣才需要政府去啟動。如果這個時候民間投資有1萬億願意投，我不讓你投，我非讓政府投，這是‘國進民退’，這是不合理的。但這會兒民間沒有資本好投，甚至沒有信用好投。”黃奇帆說，“金融危機這個當口，事後諸葛亮，說什麼‘國進民退’，都是看人挑擔不吃力，不做事隻會議論的人說的閑話。”
除了黃奇帆，兩會期間，省長和市長們紛紛被問及國進民退的問題，而這些主政一方的地方經濟舵手的回應令人吃驚地一致，那就是並不存在國進民退，相反，他們都說，是“國進民也進”。
不過，官員的這些回應並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有不少人針對趙啟正提出的數據進行批駁。一篇文章說，不應拿“增長率”而應拿“增長量”來證明資產的進退。“一個很簡單的比喻：一個家中有兩兄弟，老大原來有5萬元錢，老二原來有1萬元錢。經過一年，老大的資產變成了7萬元，同比增長了40%；老二的資產變成了1.6萬元，同比增長了60%。就‘增長率’看，老二的資產確實增長得快些，但實際上老大資產增加了2萬元，老二的資產隻增加了6000元。誰進誰退，一目了然。”
《聯合早報》的一篇文章則說，“嚴格說來，趙啟正提供的一組數據隻能說明國企創造利潤的能力實在太差了，並不能支持不存在‘國進民退’。”
眾說紛紜，事實上，對此話題最有發言權的應該是民營企業家。在民營企業大省浙江，此次有不少民營企業家代表。來自浙江省的人大代表、華峰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尤小平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訴筆者，“國進民退”這個詞並不完全準確。他喜歡用“碰撞”這個詞，“國有企業在有些領域確實有所拓展，兩個經濟體並行的時候，發生碰撞也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