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但引起人們對“非公經濟36條”命運的憂慮，而且使得爭論改革的聲音越來越激烈，也導致“非公經濟36條”在落實過程中遭遇“腸梗阻”。民營企業家很快發現，36條變成了一個“玻璃門”，“看得見”卻“進不了”。
另一項更大的爭議是關於《物權法》。民法是國家的基本法律，而物權法是民法的最基本的組成部分之一。但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一直沒有完整的民法典，也沒有物權法。在多方麵的努力下，物權法草案終於在2005年完成。2005年7月1日，新華社向全社會公布了物權法草案全文，廣泛征求意見，不想卻受到了激烈地抨擊。北京大學的法理學教授鞏獻田發表公開信，指責《草案》在形式上是平等保護全國每個公民的物權，核心卻是在保護極少數人的物權，鼓吹私有化。他甚至搬出了《憲法》，認為《草案》核心條款是違憲的，背離社會主義原則。
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中國人民大學楊立新教授等卻認為：物權法是在憲法基本原則指導下製定的，它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和曆史潮流的。物權法不是財產分配法，是對財產分配結果的確認。無論富人窮人的財產，隻要是合法獲得的，物權法都要確認和保護。
江平認為，鞏獻田等人先將對《草案》的爭議上綱上線，實質上卻涉及要不要改革開放的問題，“已經超出了《物權法》的範疇，他們實際上是覺得改革開放出了問題”。
2005年10月，《物權法（草案）》沒有按預定程序出現在人大常委會第19次審議項目之列。2006年3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物權法（草案）》沒有被提交表決，直到次年才得以通過。
在這一波改革爭論當中，不得不提及另一股“旋風”——“劉旋風”。劉國光是我國早期改革中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主張中國經濟走計劃和市場相結合的道路，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模式作出前瞻性貢獻。在改革爭論方興未艾之際，這位82歲的老人也有話要說。2005年3月24日，在首屆“中國經濟學獎”頒獎會上，劉國光和吳敬璉共同獲獎。劉國光說：“有人認為，現在塵埃已經落定，市場占了上風，計劃經濟不再時興了。我不完全這麼看。計劃經濟在蘇聯、在中國，還是起過光輝曆史作用的。”
2005年7月15日，劉國光又在網上發表“和教育部社科中心青年人的談話”，強烈批評當前西方經濟學占據國內經濟學主流的局麵。他說，在當前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削弱。他認為，現代西方經濟學整體上不適合於中國，中國需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指導，而不能用西方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來指導。劉國光公開指責中國改革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他的談話掀起另一股“旋風”，在網絡和知識界獲得不少支持，是為“劉旋風”。
對這股風潮，改革派人物則憂心忡忡。2006年1月份，一篇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改革不可動搖》出現在《財經》雜誌上。“皇甫平”是一個具有曆史感的名字，20世紀90年代初在第二次改革爭論中“皇甫平”署名的係列評論，為改革的繼續推進立下汗馬功勞，此番再現讓這次改革爭論更具重量級和曆史深度。
2006年2月11日，吳敬璉參加經濟學家50人論壇，發表題為《反思過去25年的改革，明確21世紀前進的方向》的講話，對改革的問題進行反思，並呼籲自由而切實的學術討論。他說，現在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對，有人要否定改革。
同是這個月底，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吉與一位中央高層領導進行了一次談話。劉吉對當前圍繞改革的大爭論深表憂慮。他認為，改革開放是共產黨建國以來對中國最偉大的貢獻，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因此千萬動搖不得。之後，劉吉寫了一篇6000多字的文章，通過特殊渠道擺上了中央領導的案頭。
在文章中，劉吉質疑郎鹹平是從根本上否定國企改革，認為目前社會上有一股否定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反對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反動思潮，這個思潮是“文革”後遺症的繼續，在鄧小平發起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伊始就一直存在。這次全麵否定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反動思潮的一個特點是，老“左”派新“左”派大聯合，是“左”派與海外“右”派大聯合；與以往曆次“左”潮不同，這次不是直接進行意識形態鬥爭，而是集中攻擊經濟現象和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劉吉呼籲中央應明確表態，及時撥正中國前進的方向，絕不能讓否定改革開放的“左”的“右”的觀點繼續自由泛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