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應該給人民更大的信任，畢竟是人民給了他們這一切，他們應該信任人民。就拿我的書的翻譯來說，我知道在翻譯過程中，某些詞的選取會改變作者的意圖，但我的這本書在翻譯過程中，還是把很多必要的問題，很多章節給刪掉了，因為這些章節是談論中國某些方麵的一些問題的，我認為這不太好。
舒泰峰：您說的中國的問題是什麼？
馬丁：我在英文版裏，談了中國的種族態度的問題，也稍微提了一下西藏，我覺得中國應該讓人民有權利談論這個問題。我的基本立場是親華的，我對中國的擔憂跟西方是不一樣的，我比較擔心的是中國人對分歧的態度問題，比如對維吾爾族、西藏這些的看法。
舒泰峰：相比您說的民族問題，我更擔心社會不公等社會問題，這導致了很多極端現象，比如說幼兒園兒童被殺的事件，官民衝突的事件，這些問題您怎麼看？
馬丁：對中國國內的發展來說，這種不平等的確比種族問題更嚴重，但是在世界範圍來看，隨著中國重要性的不斷增加，種族問題對我們來說是更重要的問題。當然，中國社會不平等問題也是我最擔憂的問題。這裏有兩個很重要的因素，第一個是形成的過程很複雜，像中國農村和城市，東西部，甚至城市內部，都有很大的差異。這種不平等的構成，比如長江三角洲和甘肅的差異，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這種不平衡的危險就在於，隨著中國市場化進程的深入，地區差異會被不斷地放大。因為中國現在允許富的地區變得更富，這些地區在曆史上也一直是比較有優勢的地區，上海現在就很富有，在曆史上也一直是很富有的，它是商業重地。貧窮的地區沒有這些優勢，就會一直保持貧窮。這種力量在中國一直存在的話，就會不停拉扯，從而讓差距不斷擴大。
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金錢和所有權的問題就會成為人們心目中社會向前的一個主要動力，其他的價值觀的重要性就會下降，政治體製也是這樣。現在腐敗的規模和以往大不一樣了，有了更多的錢，腐敗可以獲得的利益就更大了，比如說現在地方政府和官員改變土地使用的規定和條款，通過土地就能賺到很多的錢。允許國有公司私有化，作為管理者也能賺到很多錢。
2009年夏天，杭州富二代撞死人的事件，這些富人覺得自己可以淩駕於法律之上，可以任意濫用法律，對社會上的其他人毫無同情心，那個被撞的女孩就是外地來的服務員，人們覺得她微不足道，其實，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中國目前很多富人變富的手段是不合法的，比如腐敗，這可能會帶來政治上的影響，而且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它可能會破壞人們對經濟改革的總體支持。
舒泰峰：我們發現中國的很多問題，改革越往深裏推，就會遇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而且沒有辦法去破解這些利益集團，從世界的經驗來看，對此您有沒有什麼建議？
馬丁：不平等問題在英國、美國也長期存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時候，金融和財務的精英控製了政治精英的腦子，通過改變對金融的政策，讓這些人變得無比之富有，人們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直到金融危機的發生，金融體係的崩潰，人們才對此極為生氣，現在銀行家是英美社會裏最不受歡迎的群體，但是在過去，他們基本上是做什麼都對。
舒泰峰：所以我們擔心，中國是不是也要等到發生危機的時候才會真正有改革的動力。
馬丁：有可能。中國現在進行的這個改革，既具有毛澤東那個時代的特征，同時也繼承了太多錢的利益。中國現在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的政策，胡錦濤提出“和諧社會”的概念，希望解決不平等問題。我不太清楚政策上的調整能起到多大作用，這些問題其實根植於中國的行政體製裏麵，解決問題的關鍵還在於意願問題，有沒有更多政治上的支持者來進行這件事情。
舒泰峰：現在中國的學術界，許多學者在呼籲中國要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因為很多問題都歸到政治體製改革上來，不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很多問題都不能得到根本解決，您如何看待中國政改的速度問題？
馬丁：隨著社會變革越來越快，我們的確要進行政治改革，以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意味著社會變革的速度也會很快，如果不能及時對政治體製改革的話，他就會落後於社會的變革，不能適應這個需求。對於中國來說，很重要的是進行這樣的改革，這樣才能實行現代化，同時保證文化上的與時俱進，現在許多西方國家，政府也是落後於時代的。如果我們不積極地進行改革，政府就會與社會脫節，一旦這樣，可能會造成社會的動蕩，到時候處理起來就會更加困難。西方有句諺語，早縫一針比最後要多縫九針要好。政治體係也是這樣。
舒泰峰：儒家複興思潮在當下的中國很熱，您也被邀請參與過一些這樣的活動，您怎麼評價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