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頂尖級的未來學家，奈斯比特的研究方法自有其高妙之處。但是還原了這樣一個寫作過程之後，筆者仍然不免心生疑問，選取負麵報道比較少的黨報作為素材來源，能否保證此書的全麵性？難道更為鮮活，姿態更為草根的都市報不是更符合他的“社會變化是自下而上的過程”這樣一種理念嗎？
筆者將這一疑問用郵件形式發給奈斯比特，當時在西藏旅遊的他簡短地回信說，他的結論並非完全建立在報紙的報道上，“我和妻子去了中國許多地方，與中國各個階層的人交談，並且也參考西方對中國非常尖銳的報道”。然而，在書中，幾乎看不到他所說的任何一例對中國“非常尖銳的報道”。而中國並非是他生於斯長於斯的美國，雖然是同一套方法，但是基於如此蜻蜓點水式的對中國的了解，就試圖洞悉中國社會變遷的秘密，縱然是天人下凡，恐怕也難以做到。這應該也是此書雖然一時大熱於市——主要得益於奈斯比特的身份，但卻沒有引發持續討論的原因所在。
看了這兩部書的出爐過程，我們應該有一種清醒的認識，那就是我們不必迷信於所謂外國專家，哪怕是最負有盛名的外國專家的意見。他們在各自擅長的領域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他們想輕易地書寫中國，結果卻很可能造就一個“淺薄之論”。當然，這麼說，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書寫中國的權利，他們的書和觀點，我們可以作為參考，但是不必信奉，否則將對我們產生誤導。
另一個馬丁·雅克
相比較而言，《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的作者馬丁·雅克雖然知名度不如庫恩和奈斯比特，但其作品無論從深度和廣度上來說，都要大大超過前二者，對讀者多有啟發。馬丁·雅克對中國有一定的親身接觸。他1993年第一次到中國，那次是度假，從那時起他就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隻要有機會，他就會到中國看看。
他在中國的遊學經曆較為豐富。他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客座教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外交學院都是他的學術研討基地。在創作這部書的過程中，他與中國很多知名專家進行過深入的交流，比如北京大學的潘維、王正毅、葉自成、朱鋒、查道炯等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的宋新寧、金燦榮、時殷弘、朱文暉等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餘永定、王逸舟等研究員，還有中國的台灣學者、香港學者，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對中國有深入研究的專家和學者等。
馬丁·雅克還有一個優勢是，他不僅在中國大陸生活過，而且在香港地區居住了3年。他還在日本愛知大學、立命館大學做過訪問學者，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過。因此，他對整個東亞都較為熟悉，這也有助於他對中國的理解。
這麼豐富的遊學經曆和學養，使得《當中國統治世界》顯得非常厚重，而且讀起來毫無隔膜之感，就像一位中國本土學者在講中國一樣。
盡管如此，馬丁·雅克仍然無法避免其缺陷。這連《紐約時報》的書評作者都看出來了：雖然雅克在中國居住過，也時常發表一些遊覽中國的見聞，但他的觀點似乎是通過閱讀書籍報刊（當然，他的閱讀量是相當大的），而不是通過在中國的直接經驗或對中國人民的了解獲得的。
“或許正是出於這個原因，雅克幾乎沒有詳述中國日常生活中動蕩的一麵——混雜的城市文化、農村的群體性事件、空氣汙染、擁擠不堪的交通、充滿泡沫的經濟，以及腐敗叢生的官僚體係等。”書評寫道。
應當說，雅克仍然指出了中國的一些問題，比如在經濟投資上占比例過大，在文化上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等，但總體看來，書中的結論仍是過於樂觀了。他對中國所麵對的問題和挑戰顯然了解不多，從而影響了他的判斷。
2010年5月底，在與筆者進行兩次長談之後，他坦率地說，“或許我會修正我的結論”。他向筆者承認，他沒有深入中國內部一些熱點問題的討論當中，而對朝貢體製的研究也因為缺乏資料而可能產生一定的“風險”。不過，一旦給他提供了某些現實的素材，馬丁就立刻展現出一個通讀世界曆史的智者的深刻來，訪談中的馬丁似乎變成了另一個人。
舒泰峰：中國的學術界認為，近幾年來，中國的權力結構不是趨於分散化，而是越來越集中，這種趨勢令相當一部分學者感到擔憂，您對此有何看法？
馬丁：政府應該給人民更多的權利來提高信息交流的自由度，政府應該有責任讓人民使用這種信息交流的自由，尤其是在比較發達的城市，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更高，變得越來越國際化，他們比較了解現實情況，有足夠的知識，子女好多都出國上學，他們有能力負責任地進行這種信息的交流和流通。中國政府有必要進行這方麵的開放，否則的話，在這樣一個信息化的社會就落後了，這不利於培養這樣一群明智的民眾，並且人們覺得自己受到了不必要的限製的話，肯定就會有反麵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