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先有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以印度的淪陷為例子，力陳變法之急迫，後有孫中山、章太炎吸取變法失敗的教訓，進一步分析印度受製於英國的原因，提出資產階級革命的主張。在此期間，他們對印度政局、經濟和社會的密切關注和研究，是中國印度學開始萌芽的標誌。
1943年3、4月間，中國文化訪問團訪問印度，雙方協議，當年即互派10名研究生。自此以後的幾年中，中國派往印度的留學生主要有楊瑞琳、巫白慧、巴宙、李開物、陳祚農、裴默農、法舫、周達甫、周祥光、楊允元等。他們後來也都成為中國印度學的學者。
20年代，中國有了去印度的留學生。近代以來去印度留學的第一人是曾聖提。他於1924年泰戈爾來華後不久，即渡海到印度去投奔泰戈爾，先在國際大學學習，後到甘地的真理學院學習，1925年歸國。1929年，海維諒在印度德裏穆斯林大學學習伊斯蘭教哲學數年。他在學期間兼為學校服務，並曾給國內《東方雜誌》寫過文章，介紹印度民族運動與穆斯林的情況。這時，中國還出現一位專門從事中印文化交流活動的學者譚雲山。
印度的中國學研究也值得一提。大詩人泰戈爾對中國友好，也很了解中國的文化，他有許多文章都談到中國的問題，他在講演中也時常引用唐代大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詩句，當他談起中國文化時，往往有很深刻的見解。1924年他訪華以後，一直為加強中印文化交流而努力。1934年，由於他和譚雲山先生的共同努力，加上印度國大黨領袖們的熱情支持，印度的中印學會終於成立。1937年，泰戈爾創辦的國際大學成立中國學院。這些都對中印文化交流和印度中國學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除了中國學院以外，30年代研究中國的另一個重要機構是設在新德裏的印度國際文化研究院。它是由著名學者拉古維拉創立的。他從1937年開始研究中國文化和印中關係史，並與中國進行學術交流。1938年，他寫成了《〈羅摩衍那〉在中國》一書。此後，又致力於探索中國文學藝術，撰寫了有關中國詩歌和繪畫的專著。他的兒子羅凱什·錢德拉受父親影響，在讀書時候便開始學習中國文化和印中文化交流史。經過多年的刻苦鑽研，取得豐碩成果，成為在中國研究方麵一位蜚聲全印的著名學者。
印度的中國學學者中，最突出的是師覺月。他於1920年於加爾各答大學獲碩士學位，然後為法國著名東方學學者S.列維當助手，並隨列維到尼泊爾研究佛教，1923年到法國，並在那裏學習中文，後在法國獲得博士學位。1945—1956年在國際大學任教並從事研究，1956年去世時為國際大學的副校長。他曾兩度來華，1947年是來華講學，1952年是作為印度文化代表團成員訪華。他的中國學研究成果彙集在《中國一印度叢書》(共四部)中。他的《印度與中國：千年文化關係》最為著名，分為八章，分別論述中印的古代交通、佛教往來、佛教在中國、佛教文學在中國、印度藝術和科學在中國、兩大文明的比較等問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20年間，中國知識界對印度的政治動向反映敏感，對時局的分析更加深入中肯。當時中國的一些著名報刊，如《新青年》、《東方雜誌》、《少年中國》、《申報》等，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印度人民的苦難和英國殖民當局的暴行的揭露，常常十分及時，對印度民族主義運動成敗得失的評論也往往切中要害，對甘地其人其事的介紹和研究則已形成規模。這說明當時已有相當一部分人在密切注視著印度的時局變化，在研究印度的政治經濟現狀。隨著泰戈爾的來華，中國又掀起了一股泰戈爾熱，譯介和研究印度文學之風颯然而起。這是與政治研究相呼應的文學研究，也是和中國新文化運動相一致的文學運動。
抗日戰爭開始以後，中國去印度從事講學和研究的學者主要有金克木(1941年)、吳曉鈴(1942年)、徐梵澄(1942年)、陳翰笙(1944年)、常任俠(1945年)、陳洪進(1945年)等。他們回國後都成為中國印度學界的著名學者，寫出了一批重要的學術著作。我國當代最著名的印度學家季羨林先生於1935年至1946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主攻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並從事語言學研究。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東方語言係主任。
這裏要重點提起的是中國佛學的複興問題。中國近代的佛學複興也與西學東漸有密切的關係。這次複興的第一人楊仁山居士，曾兩度隨曾紀澤出使歐洲，考察過法國政教民生和英國的政治科技，對西方文明很重視。他於1866年創辦金陵刻經處，1907年創辦佛學學堂“祗園精舍”，學堂雖僅維持了兩年，但從其課程設置可知，那是一所受了西方教學影響的學校，不僅設有佛學課程，而且還有史、地、語、算和外文等。著名詩僧蘇曼殊就曾在那裏教授梵文和英語。學堂還培養出一批很有影響的佛學研究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