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年代的泰戈爾熱之後，30和40年代仍有泰戈爾作品的譯介，有的是重譯，有的是新譯，有的是再版。到50年代，由於中印關係的密切，譯介泰戈爾作品之風再度興起；80年代改革開放，國人又掀起了一個研究泰戈爾的熱潮。這些都是後話了。
泰戈爾於19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20世紀初進入黃金時代。1912年，由詩人自譯為英文的轟動歐洲，191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對此，我國文學界立即作出反響，1913年《東方雜誌》第10卷第4號上刊登出錢智修的文章《台莪爾氏之人生觀》，這是我國最早介紹泰戈爾生平和思想的文章。1915年，陳獨秀在其主編的《青年雜誌》第1卷第2期上譯介了泰戈爾詩4首，這是我國對泰戈爾著作的最早譯介。1917年，《婦女雜誌》第3卷第6—9期上連載了天風、無我譯的三篇小說。1918年，《新青年》第5卷第3期上刊出劉半農譯的泰戈爾詩二首。1920年以後，泰戈爾的詩歌、小說、戲劇、論文、書信、講演、自傳等被大量譯介過來。當時登載泰戈爾著作的雜誌約有30餘種。譯者主要有：鄭振鐸、趙景深、施蜇存、劉大白、葉紹鈞、沈澤民、沈雁冰、許地山、徐誌摩、瞿世英等。從1920年至1925年，泰戈爾的主要著作幾乎都有了中譯本。有些重要著作甚至有五種以上的譯本。我國評論家寫的介紹泰戈爾生平、思想的文章和評論等也很多。
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泰戈爾對日本原有的期望破滅了，9月21日，他複電蔡元培說：“我和我的人民完完全全同情你們國家。”10月11日，他在報上發表文章，譴責日本轟炸中國城市，支持印度抵製日貨的運動。1938年1月9日，印度人民舉辦支援中國日。6月，泰戈爾發表《致中國人民書》；9月，他連寫兩封義正辭嚴的信痛斥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說：“中國是征服不了的，她的文明有無窮無盡的潛力，她的人民不顧一切地忠於國家，空前地團結了起來，正為那個國家創造著一個新的世紀。”
泰戈爾這次來華在中國的思想界引起了一場爭論。當時中國正處在軍閥混戰時期，帝國主義趁機擴張在華勢力；孫中山在南方改組國民黨，提出“三大政策”，準備北伐；泰戈爾對此不了解，講話中對愛國主義、民主主義突出不夠，再加上一些人的利用，於是引起爭論；當時的一些進步人物(如陳獨秀、瞿秋白、惲代英、蕭楚女、沈雁冰等)主要對泰戈爾提倡東方精神文明，反對西方物質文明不讚同，因而提出質疑和批評。但總的說，泰戈爾這次來華對我國文學界的影響是深遠的。他對我國現代作家，如郭沫若、謝冰心、鄭振鐸、王統照、徐誌摩等人，都有程度不同的影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