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賓德羅那特·泰戈爾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熟悉最愛戴的印度朋友。他早在1881年20歲的時候就很關心中國問題，曾寫過一篇激烈譴責英國人到中國販賣鴉片的文章，叫做《在中國的死亡的貿易》，說：“這種貿易和積累財富的方法，隻有用客氣的口氣才能叫做貿易。它簡直就是強盜行為。”1916年，他於訪日途中駐足新加坡，見到中國的碼頭工人，從他們身上看到了“蘊藏著的整個中國的巨大力量”。他寫道：“中國這種巨大的力量，一旦能夠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運行，那就是說，掌握現代科學，那時候在世界上恐怕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攔它的前進。”他對中國懷有極深的感情，在各種書籍文章中時常談論中國。而中國方麵，自1915年開始介紹他的作品，至今不斷，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極大。1924年4月12日—5月30日，他在中國上海、杭州、南京、濟南、北京、太原、漢口等地訪問，引起中國政治界、思想界和文藝界的高度重視，報刊上大量發表消息和評論。他所到之處，必作演講。演講中則必稱中印友好。他說：“我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到中國便像回故鄉一樣！”“我可以這樣說，印度感覺到同中國是極其親近的親屬。中國和印度是極老而又極親的兄弟。”“我想繼續印度以前到中國來的大師所未盡的事業。”“我們永遠也忘不掉在古老的年代裏建立起來的關係。”
當時的中國思想界和文壇上之所以出現這股“泰戈爾熱”，主要是由外部世界和中國國情決定的，其直接的原因則是他於1924年來華訪問。在其來華之前，他曾到歐洲和日本訪問過，並萌生了訪華的想法。1923年，他先派恩厚之來華聯係，得到中國學界的熱情邀請。於是，當年的《小說月報》於9、10月刊出“泰戈爾專號”(上、下)，刊載了他的一些作品，並登出了10餘篇歡迎和介紹性文章。其文章有鄭振鐸的《歡迎泰戈爾》、《泰戈爾傳》、《關於泰戈爾研究的四部書》、徐誌摩的《泰山日出》、《泰戈爾來華》、《泰戈爾來華的確期》、王統照的《泰戈爾的思想及其詩歌的表象》、周越然的《給我力量》、得一的《泰戈爾的家乘》、樊仲雲的《音樂家的泰戈爾》、徐調孚的《泰戈爾的重要著作介紹》等。1924年4月8日，泰戈爾乘船抵達香港，孫中山派專使帶去其歡迎信。12日，船抵上海，受到文學研究會等團體的歡迎，前來歡迎的還有鄭振鐸、瞿世英、徐誌摩等若幹社會名流。《小說月報》專辟《歡迎泰戈爾臨時增刊》。他在中國逗留近50天，去過七個城市，會見了許多人，其中有溥儀、梁啟超、胡適、沈鈞儒、梅蘭芳、汪大燮、熊希齡、範源廉、張逢春、楊丙辰、梁漱溟、林長民、張相文、梁思成等。泰戈爾於5月30日離華赴日。
泰戈爾為中印文化交流做了許多事。這裏重點談談他的訪華和他對中國文學界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