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即東渡日本，1916年回國。在此期間，又有不少印度革命者與他接觸。如，著名革命家拉·比·鮑斯等，都與孫中山有著深厚的友誼。特別是鮑斯，在遭英印政府通緝時逃亡日本，曾得孫中山鼎力相助。他於《革命之印度》一書中憶道：“餘抵日後，得與同是亡命於日本之孫文氏訂交，荷孫氏之援助，殊非鮮少。當時孫氏對餘之安全問題非常焦慮，蓋英國政府對餘早經懸紅購緝，印度之車站警署，均有餘之照片標貼示眾，餘之行蹤若一旦為英政府所探知，則必向日政府要求過渡故也。”此後，孫中山回國，因忙於國內事務，沒有再與印度友人聯絡。但他對印度的關注卻始終未曾減少。
1905年，孫中山自歐洲赴日本，在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其時，印度留日學生越來越多，並有一些革命者前往。“孫逸仙能把出現在遠東許多國家裏麵的問題綜合起來加以研究，這些問題都有許多共同點，孫逸仙因此成了一群來自朝鮮、中國、日本、印度、泰國、菲律賓的青年學生的熱情鼓動者之一。”辛亥革命後，印度誌士仁人給孫中山以很高評價，國大黨領袖奧羅賓多·高士和其後的國大黨領袖甘地都把孫中山看作是現代中國的締造者，把他比作印度的提拉克。
章太炎與《民報》在近現代中印思想交流中起過重要作用。這是一種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的作用。如果說康有為、梁啟超在戊戌變法之前對印度的有關論述還隻限於對印度國情的介紹，把印度國情作為一種前車之鑒用以警示皇帝和國人，那麼，章太炎在戊戌變法失敗後不久與印度友人的接觸交往，以及在《民報》上連篇累牘地翻譯印度的文章和發表印度問題的評論，則不僅是對印度國情的單方麵介紹，而且是實實在在的思想交流。
當時印度的秘密革命組織中流傳著這位偉大的中國領導人的許多事跡。1911年，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時，會見了印度革命家哈爾·達雅爾。後者於1913年在舊金山成立卡德爾黨，旨在推翻英國殖民統治。同年該黨在薩克拉門托舉行會議，會議廳裏懸掛的世界偉人肖像中，有中國的孫中山、蘇聯的列寧、意大利的馬誌尼和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義的領袖章西女王、唐地亞·托比等。
章太炎早在1902年旅日時即與印度誌士交往，研討兩國前途，印度友人曾對章太炎說：“諸君來此勉自修學，吾國長已矣，貴國則尚可圖也。”1906年他再度赴日，與印度誌士結交更廣更深，其中有釋迦氏、帶氏、缽邏罕、保什(即前文的鮑斯)等。此時他出任《民報》主編，時常著文介紹和評論印度問題。當時他提出中印聯合的主張，寫出《支那、印度聯合法》、《答祜民書》兩篇文章。1907至1908年，又寫出《印度中興之望》、《記印度西婆耆王紀念會事》、《印度獨立方法》等文章。僅1908年6—10月間，《民報》轉載印度報刊文章和傳單達18篇，章太炎的目的是“使漢族同誌得以參觀，亦令梵種義聲暴著海內”。他在《印度中興之望》中說：“東方文明之國，犖犖大者，獨印度與中國耳。言其親也，則如肺腑；察其勢也，則若輔車。不相互抱持而起，終無以屏蔽亞洲。”1907年4月，中印革命者在東京帶頭創立亞洲和親會，與會的中國人有章太炎、張繼、劉師培、何震、蘇曼殊、陶冶公、陳獨秀、呂公俠等，印度人有缽鑼罕、保什、帶氏等，此外尚有日本、越南、緬甸、菲律賓、馬來亞、朝鮮等國誌士。章太炎親自為和親會撰寫了《亞洲和親會約章》，樹起了反對帝國主義和“互相扶持，使各國獨立”的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