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地理誌》有這樣一段文字：“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能為多數中外學者所接受的看法是，文中的黃支即今南印度泰米爾納杜邦馬德拉斯附近的康契普拉姆一帶。而已程不國，則有學者以為是斯裏蘭卡。僅從這段文字看，如果沒有多次航海的經驗，便不可能得出這樣一條清晰航線和這樣一份確切的時間表。這說明，西漢時期中國與印度的海上通道已經確立，它的起點在廣東，終點在黃支國或已程不國。漢朝使者到黃支國去，黃支國也有使者、商人到漢地來。當時的漢朝譯使沒有專船，要由外國的商船轉送，沿途風險很大，但船主卻有利可圖。即使一路順利，來回的路上也至少要近兩年的時間。
西域道的開通，雖說在張騫通西域以後，但是並不排除在西漢以前即有此道存在。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所走的路即西域道。當時，匈奴為漢朝的西北大患，占據西域要衝，自武帝以降，經昭、宣、元、成等幾代皇帝采取征伐、和親、置郡、屯田等種種手段，基本上控製了西域道，使之成為今天所說的“絲綢之路”。漢代的西域道分南北兩條。《史記·大宛列傳》中說：“初，貳師(武帝時將軍李廣利號)起敦煌西，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漢書》的《西域傳》和《陳湯傳》中也提到了南北道。一般認為，從敦煌向西，出玉門關、陽關到鄯善，由鄯善沿塔裏木盆地的北緣經焉耆、龜茲等地越過蔥嶺的路線為北道，而由鄯善沿塔裏木盆地的南緣經於闐、莎車等地越過蔥嶺的路線為南道。
另外，蜀布和邛竹杖的故事還告訴我們，我國西南還有一條通往印度的道路，盡管漢武帝時沒有打通，但它早已是客觀存在，民間的貿易活動早已進行。這與印度人稱中國為秦恰好相互印證。漢武帝雖然沒有打通此道，但民間的交往可以繼續進行。因為當地人雖阻殺官方使節，卻不一定攔截商人，商人可以為當地人帶來利益。這條道路被學者們稱為“滇緬道”。東漢時，這條道路仍然承擔著促進中國與印度文化交流的使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