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西域道和滇緬道以外，西漢與印度的交通還有一條海上通道，被學者們稱為“南海道”。
據《史記》的《大宛列傳》和《西南夷列傳》記載，張騫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奉命出使西域，曆時13年，於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回國。他在大夏國(今伊朗、阿富汗一帶)看到了中國四川出產的蜀布和邛〔qiong窮〕竹杖，便命人詢問當地人，這些東西是從哪裏來的。當地人說：“這是從身毒國(今南亞次大陸)來的，身毒國在東南數千裏，有蜀人在那裏賣東西，這些蜀布和邛竹杖就是從他們那裏買來的。”當時，漢朝人把印度翻譯為身毒。其實，在張騫通西域之前，人們就聽說過，在四川西南大約二千裏，有個身毒國。張騫是個愛動腦筋的人，他在大夏看到了中國的物產，回國後便向漢武帝作了詳細彙報。他說，大夏國在漢的西南，那裏的人民很仰慕中國，隻是由於中間有匈奴人的阻擋，才不能和中國通好；但通過身毒國這條道路，大夏是可以與蜀地相通的，對中國來說，有了這條便捷的道路，是有利而無害的事情。漢武帝一聽，覺得很有道理，於是命令張騫派秘密使者到大西南去尋求通往印度的道路。張騫派出了一批秘密使者，分四條路線出發。但是，這些秘密使者走到雲南一帶就被當地的少數民族阻攔了，有的使者甚至被殺，終於沒能到達印度。後來，朝廷又連續派出十多批使者到西南，但都沒有達到目的。
東漢時，南海道上的中印文化交流仍然不斷。《後漢書·西域傳》記天竺國(印度的另一個譯名)說：“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在陸路不通的情況下充分利用水路，足見交往心情的迫切。
西漢時期，自從張騫通西域以後，中國與印度西北部地區便有了一定的往來，由於匈奴人時常從中阻攔，所以在這條道路上的交往是時斷時續的。這條路被學者們稱為“西域道”。
東漢時，班超在西域經營達30年之久(公元73—102年)，對維持西域道的交通起到積極作用。這一時期，中國人對印度的了解比西漢時更進一步，其間的文化交流也較以前為頻繁。
由於西域道的開通，漢朝派往南亞的使節日益增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張騫二次出使西域時，曾在烏孫派副使到身毒。“自博望侯騫死後……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今伊朗)、奄蔡(今烏拉爾、伏爾加河流域)、黎軒(今意大利一帶)、條枝(今地中海安提阿克〔Antioch〕)、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ji機〕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這樣龐大的使團，這樣頻繁的出使，漢人對印度的了解自然會日益增多。《漢書·西域傳》記載了當時印度一些地區的情況，如當地的地理、物產、民俗及與漢朝的關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