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問題沒有到此罷休。不久，又把《海瑞罷官》同1959年廬山會議“聯係”起來，康生提出該劇的要害是“罷官”，是為彭德懷鳴不平。他的說法得到毛澤東的認可。吳晗和《海瑞罷官》的性質，變得越來越嚴重了。
1966年2月6日，周恩來和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聽取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並同意彭真的意見，即：吳晗問題是學術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吳晗和彭德懷沒有任何聯係，在學術問題上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2月8日，彭真等趕到武漢，向毛澤東彙報經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的《彙報提綱》。毛澤東對《彙報提綱》沒有表示反對。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
彭真對吳晗的保護，使毛澤東更加深了對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的印象。在打倒羅瑞卿、陸定一、###時，毛澤東也已下定打倒彭真的決心。
周恩來沒有立刻意識到問題的嚴重程度。幾乎和毛澤東在武漢聽取彭真彙報的同時，周恩來在外交部召開的第四次駐外使節會議上講話，充分肯定彭真提出的“要樹立一個新的外交風格”的建議。在另外的場合他還表示：今年中央要好好抓農業，我也準備下去。
3月12日，即將離京赴河北一些地區進行為期一個月調查的周恩來寫信給劉少奇、彭真等，提出：在劉少奇、陳毅等出國訪問期間，可將中央掌管的外交、國防工作交彭真負責。並說：“需要我回京時，請彭真同誌給我打電話，隨告隨到。”周恩來還向一個外國黨的領導人說過：我是得到中央的批準，常常想到農村、地方上去看看。但是，在北京的中央同誌現在不多，所以，我跟彭真同誌訂了個協定，一旦有重要的事情，他打電話要我回來，我馬上回來。在場的彭真插話說：“總理在家，我們比較享福一點。”
麵對日益嚴重的“階級鬥爭”問題，周恩來不得不打斷正常的生產指揮工作，來應付日益增多的政治活動
1966年3月中旬起，離京不久的周恩來不得不中斷他正在抓的華北農業工作，開始頻繁地出席中央會議，討論愈來愈嚴重的“階級鬥爭”形勢。
3月17日-20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進一步開展學術界、教育界的政治批判。周恩來從天津回北京後，18日趕到杭州出席會議。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也到會。會上，毛澤東提出全國都要開展廣泛的階級鬥爭，包括教育、出版、報紙、文藝、電影、戲劇等各個方麵。同時，毛澤東還批評###在當前學術批判中沒有支持“左派”，是在壓製“左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