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製的王朝依賴宗法血緣紐帶，實行間接統治，雖然有統治成本低、結構穩定的優點，但是，諸侯們畢竟是獨立或者基本獨立的政治實體，有自己可以支配的領土、人口以及軍隊，雖然從血緣上看宗主和諸侯都是一家人，但宗法製的特點就是隨著代際傳遞而關係逐漸疏遠，所以，諸侯立國之初可能與王室關係尚近，幾代以後就變成疏族遠親了，因此，對他們的控製就更多地依賴禮儀、意識形態特別是軍事力量的威懾。而且，分封的諸侯過多，分散在各個地方，其經濟、文化和地理條件各不相同，諸侯之間的能力也有很大的差異，所以，時間一長，諸侯之間的原有平衡不能永遠保持，有的擴張，有的縮小甚至滅亡，諸侯之間也難免出現紛爭。西周初年，當王室力量尚強的時候，還可以通過王室的調節來維持諸侯問的均衡，而時間一久，調控勢必出現問題，雖然強大起來的諸侯還不至於威脅王室，但諸侯的分化卻是不可避免了。實際上，盡管有宗法血緣的聯係，但掌控整個王朝不離散的關鍵，還是王室的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然而，宗法式分封製的特點就是要不斷地分封，因為每代周王都有自己新產生的沒有封地的兄弟和親族，而不斷地分封就需要有新的土地和人口，當王室力量足夠強大時，可以通過不斷地對外發動戰爭開疆拓土以滿足這種需求。然而，王朝的擴張能力不是一個不變的恒量，它總是隨著王畿的經濟狀況，以及王自身的素質出現變化，但並非可以無限延展，一旦戰爭不順甚至失利，尤其是連續失利，王朝的持續分封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障礙。然而製度又是不可能隨意改變的，所以隻好在王畿之內想辦法，結果隻能是王畿的範圍越來越小，王室的經濟實力下降，這自然會導致軍事力量的衰落。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故事有太多的傳說成分，但是裏麵卻包含了周朝的西都受到西狄日益嚴重的威脅、王室需要諸侯出兵護衛的事實。當周王朝淪落到這個地步的時候，封建時代也就行將結束了。
傳說周幽王新娶了一位美人，名叫褒姒，周幽王非常喜歡，每天設法討她的歡心，可是這個美人有個毛病，就是不喜歡笑，任憑怎樣也沒辦法讓她笑一笑。當時為了防備西戎（西部的遊牧民族），周室在王畿附近的驪山上建了很多烽火台，遇到西戎入侵，就點起烽火報警，於是周圍的諸侯就前來支援。有人出主意讓周幽王下令無故點燃烽火，讓諸侯白跑一趟，說不定可以把美人逗笑。周幽王聽從了這個主意，下令點燃烽火，諸侯兵馬趕來，卻發現什麼事情也沒有，白白被戲弄一場。幽王雖然逗笑了褒姒，卻惹來了大禍。不久，因周幽王寵愛褒姒，立褒姒生的兒子為太子，廢了原來的太子，原來太子的外祖父就聯合西戎，向周室進攻。這回狼真的來了，烽火點燃了，可是諸侯卻一個沒來，結果是周幽王身死國滅，原來的太子即位，沒法再在殘破的鎬京待下去，於是遷到了東都洛陽，從而進入了東周時期。
在春秋時期長期的混亂中，原來的宗法體係以內部混戰的方式崩潰。因為隻有宗法秩序的崩潰，諸侯才有可能選用有才能的君主，隻有打破分封，諸侯自己的直接實力才能壯大，所以，新的統治形式，勢必以跟原先的方式相反的麵目出現。這就是皇權加官僚製的帝國形態。
第一節官僚製帝國時代的過渡——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是中國製度變遷中的重大轉折時期，經過這個轉折，中國就進入了帝製時代。由於這個時期中國文化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學術和思想進入空前的繁榮，所以，之後任何製度變革，與這個時代相比都是小巫見大巫。春秋與戰國是轉折中的兩個階段，春秋時期是舊製度崩潰、新製度生成的階段，戰國時期則是新製度演化和最後定型的階段。
一、禮崩樂壞——宗法政治秩序的崩潰
西周的宗法政治秩序，是建立在中央王朝的實力基礎上的，一旦這個基礎瓦解，而且王朝的衰落公開暴露在諸侯麵前（西都之焚與幽王之死），諸侯自然也就不聽話了。自春秋初年周桓王勉強討伐鄭國失敗以後，周王室不僅承認諸侯自主的事實，對天下的紛擾一概聽之任之，而且連自己“天下共主”的麵目也變得模糊，被諸侯傷害的天子，連討還公道的可能都沒有，原有的政治秩序也就隨之崩潰。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1）王室對諸侯間的秩序失去掌控，諸侯相互攻殺兼並。事實上，還在西周末期，諸侯間的兼並就已經開始了，待到平王東遷，王室衰微，諸侯間的戰爭遂進入高烈度階段，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攻城略地，征戰不已。對於這種局麵，王室完全無能為力。
（2）禮樂製度紊亂，諸侯、大夫甚至士僭用禮樂的現象非常普遍，諸侯的定期朝覲製度基本廢止，王室不僅收不到一點供品，而且王畿的收益還要被諸侯侵吞。某些強大的諸侯（如楚）不僅僭越稱王，而且擅問國鼎之輕重，有取周而代之的意思。
（3）在諸侯間秩序大亂的同時，諸侯內部的宗法秩序也出現混亂，嫡長繼承製難以遵行，非嫡長的子孫覬覦權位的事情俯拾即是，孔子所謂的“亂臣賊子”越來越猖狂而且得勢。諸侯內部的大夫在秩序混亂中坐大，不僅架空諸侯，而且侵掠“公室”，當一些諸侯吞並弱小而強大起來的時候，其內部的某些強勢大夫最終取代了他們的宗主，甚至另立國號。
在吳越兩國爭奪霸權的時候，晉國實際上被六位大夫統治著，他們是智氏、範氏、中行氏、趙氏、魏氏和韓氏。當越國也開始衰落之後，來自外部的威脅解除，晉國六卿開始相互吞並，首先範氏和中行氏被滅，其餘的四家分了兩氏的土地，但智氏獲利最大。智氏於是開始準備陸續吞掉三家，自己取晉而代之。他首先選擇了向趙家開刀，聯合了魏、韓兩家來打趙家，三家兵馬將趙家所在晉陽城圍困了兩年，也沒有打下來。後來，趙家的首領趙襄子派人遊說魏、韓，向他們說明利害，趙家如果完了，早晚智氏會拿他們開刀，於是兩家暗中倒戈，三家反而滅了智氏。滅了智氏後，晉國成為三家的天下，到了公元前438年，晉哀公死，兒子晉幽公繼位，三家乘新君初立，軟弱無能，於是將晉國三家平分，隻留下晉國原來的國都給晉幽公，保留晉的宗廟，趙、魏、韓三家變成三國，各自獨立，史稱“三家分晉”。這是戰國時期的起點。
實際上，春秋時期的競爭，表現為三個層次，一是諸侯間的競爭，比如晉楚爭霸，吳楚交兵；二是諸侯與內部的大夫之間的競爭，即所謂“公室”與“私室”之爭，比如魯君與公孫等三氏之爭，齊國的田氏取代齊氏；三是大夫之間的競爭，晉國內部智氏、中行氏和趙、魏、韓三家的戰爭。到了最後一個層次的競爭有了分曉，春秋時期也就結束了，曆史進入了戰國時代。
二、在宗法政治框架內秩序重整的努力
麵對這種混亂的局麵，也曾出現過在原框架內重整秩序的努力，所謂“春秋五霸”的先後湧現（實際不止五霸），多少代表了這種趨勢。這其中，齊桓公和晉文公打著“尊王攘夷”的旗號維持諸侯間的秩序，多少有些效果，但他們的著眼點已經是自己的霸業，政治的理念已經是霸道而非王道，所謂存亡繼絕的努力，更多的隻是一種表演。被尊的王室，得到的隻是一點可憐的虛名，這種虛名也不過是霸主事業的點綴。孱弱的宋國曾想通過提倡和恢複古禮來重建秩序，當然隻能是夢想，從反麵說明了舊的禮法秩序和宗法秩序的不可恢複。至於秦穆、楚莊以及稍後登台的吳、越兩國，實質上不過是在做新的改朝換代的嚐試。在這種嚐試中，孱弱的周王室甚至不在他們政策的視野裏，連“尊王攘夷”的旗號都不屑於打了。
楚莊王繼晉文公之後，成為霸主。在打敗宋國之後，又擊敗犬戎，陳兵於周室邊境，周王派王孫滿前去勞軍。楚莊王問王孫滿，保存在洛陽的傳國鼎是三代之寶，不知鼎有多重？王孫滿答道，夏桀無道，鼎歸商湯，商紂失德，鼎歸周室，德之所在，鼎之所在。君王有天下，鼎則重，失天下，鼎則輕，周室雖衰，但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是不能問的。楚莊之問鼎，說明他的霸業，實際上隱含有改朝換代的意思。
三、士階層的崛起與新型官製的出現
宗法製的破壞，使得原來由血緣和宗法位置決定政治地位的規則形同虛設，在宗法結構中處於相對微卑地位的貴族，尤其是底層貴族——士，有了依靠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的可能。由於士可以接受教育，同時地位在貴族中又最低，人數卻最多，因此在動蕩中容易喪失財產和地位，所以他們改變命運的積極性最強。而諸侯兼並與爭霸的局麵，恰給想要改變命運的士提供了出頭的機會。戰爭的壓力使得對人才的需求加大，同等條件的邦國，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人才，尤其是身懷新型權術和用兵之道的人才，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生產力的變化不甚明顯，舊規則不中用了，但束縛還在），成了諸侯盛衰的最重要的因素。
與士階層崛起互為表裏的現象是私學興起而官學式微。官學教的是傳統的六藝：禮樂射禦書數，這是一種培養武士的教育，僅僅接受這種教育，人想要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無疑是很難的，更何況，隨著王室的衰微，官學也難免流於形式，滿足不了時代的需要。對於政治智慧和特殊技藝的需求導致了私學的興起，憑借私人講學，各種學派因而崛起，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麵。土和出身於士的人，大量湧向私學。孔子“有教無類”，事實上是將私學向所有社會階層開放，而傳說中的賢人七十二、弟子三千，則說明了私學規模的龐大。事實上，私學所教的內容，或多或少都有新的學問和技術的成分，以適應競爭的局麵，包括以回到周公為標榜的孔子的儒家也是如此，其處世和處人之道，並不盡是古禮，也有權術的成分，正因為如此，孔子的一些弟子才能比較好地出仕（做家臣）。墨家雖然不講究出仕，但他們的門徒也擁有對諸侯有用的技術，比如城防和戰爭技術。至於兵家、法家和道家，所學雖然有形而上的“道”，但基本上是在政治上適用的技術和戰爭謀略。作為政治的規劃與技術實施，儒家、道家和法家的基本概念是一致的，法家更是直接脫胎於儒家。自孔子以後，儒家一分為八，然後經過荀子，演變為法家。實際上，在那個動蕩的歲月，士階層早已發生分化，很多人開始從事各種行業，孔子據說做過吹鼓手，管仲經過商，百裏奚放過羊，他們豐富的閱曆和其所學結合起來，使他們成為傑出的人才，在登上政治舞台後，成為當時最耀眼的明星。在春秋五霸的事業裏起主導作用的人物，如管仲、狐氏父子、百裏奚、蹇叔、孟明視、文種、範蠡等，都是士出身，都是通過入仕，改變自己的地位，成為新的貴族。
管仲和鮑叔牙是兩個普通的士，既要自己經商謀生，又要出征打仗。這兩個人是好朋友，兩人各幫一個有希望繼承齊國的公子，鮑叔牙幫公子小白，管仲幫公子糾，約好無論誰成功，都要推薦對方。結果在爭位過程中，鮑叔牙幫的公子小白取得了勝利，是為齊桓公，管仲卻因在爭位過程中傷害過公子小白，成為罪人。但是，鮑叔牙卻堅決向齊桓公推薦管仲，說隻有他才能使齊國成就霸業，後來，齊桓公果然任用管仲為相，成為春秋第一位霸主。管仲和鮑叔牙的行為，屬於那時典型的士階層的做派。
士的崛起從根本上顛覆了原來那種世卿世祿的官製，擔任諸侯重臣“卿”的，不僅僅是國君的兄弟，也可以是底層的士，而且越來越多的是底層的士，這些士被超拔到卿大夫的位置上以後，憑著自己的功業，再被封以更高的爵位，獲得更大的封地，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地位和命運。相應地，為了適應諸侯直接統治的需要，各國的官職也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平行的三卿變成了單個的主導官員，稱為“執政”，齊國為“相”，晉國為元帥，楚國為令尹等。在地方，各國開始設置直接隸屬於國君的縣和郡，那時縣比郡大，由國君派出的大夫（楚為尹）管理。無論是各國中央的執政，還是地方的縣郡大夫，都脫離了原來的世卿世祿的軌道，開始向國君雇傭官僚轉化。
四、戰國時期的政治改革
春秋曆時290餘年，100多個諸侯經過兼並戰爭隻剩下十幾個，最後是七個國家主宰了天下。比之春秋，戰國七雄又是一番局麵，各國國力更強，戰爭的強度和烈度都達到空前規模，動輒發生幾萬甚至幾十萬人規模的戰役。彼此間的競爭壓力也更大，所以各國的國策更加向功利性和實用化的方向發展，隻要能富國強兵，往往不擇手段，傳統的道德規範進一步衰落。從儒家衍生而來的法家學說，極端性地發展了其技術層麵的要素，很好地適應了這一時代要求，因而受到各國君主的青睞。這一時期，戰國七雄均先後進行了法家意義上的政治改革，湧現了一些代表人物，如李悝、申不害、公仲連、孫臏、吳起、鄒忌、樂毅、商鞅等。變法基本上以獎勵耕戰和嚴刑峻法為標誌，目標是建立專製君權與編戶齊民並存的絕對主義國家。其中以秦國的商鞅變法最為徹底也最為殘酷，因而效果也最佳。
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是：1．實行社會什伍編製，在社會軍事化編製的基礎上，實行違法連坐，鼓勵告發，打破鄉裏的溫情和道德聯係。2．打破貴族世襲製，實行軍功授爵，所有人，隻能靠殺敵立功才能改善自己的地位。3．強製分家，實現普遍的小農體製，獎勵農業生產，以增加國家的賦稅。4．開阡陌，墾荒地，擴大土地耕種麵積，建立廣泛的小農私有製。5．建立和完善地方區劃，以郡縣統治地方，進一步掃蕩貴族分封體製。6．遷都鹹陽，脫離舊貴族的包圍，便於向東發展。
人人皆知的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實際上不是在“立信”，而是宣示一種有別於散漫的貴族時代的執法精神。無論法令多麼荒唐，就像搬一根並不沉重的木頭，從一個城門到另一個城門就會得到50金賞賜的法令，也會得到嚴格而刻板的執行。
到了戰國中葉，七雄並立已經轉化為秦國獨大的局麵，其餘六國都感受到了秦國咄咄逼人的威脅。就情勢而言，六國隻有聯合一致，才有可能應付秦國的壓力，但是，六國的聯合由於各國差異和秦國的破壞，往往又很難真正實現。
蘇秦是縱橫家中有名的人物，他了解到山東六國都感受到了秦國的威脅，於是大力倡導六國聯合，共同對付秦國。他首先得到了趙國的支持，然後陸續說動齊、楚、魏、韓、燕五國君主，於公元前333年在趙國的洹水會盟，訂立盟約，一起抗秦。由於六國聯合相對於秦國而言是縱向的，所以這件事，史稱“合縱”。會盟結束後，蘇秦被封為“縱約長”，身佩六國相印，象征著六國的團結。相對於合縱，秦國的對策是連橫，即對六國進行分化，破壞其聯合，政策的主導者傳說為蘇秦的同學張儀。
經過變法，各國均建立起了軍事化的行政網絡，各國官僚機構都有所發展，地方郡縣體製普遍建立；由春秋時國人（平民）和部分奴隸轉化而來的農民成了編戶齊民，變成君主製的基石；各國的貴族勢力受到了極大的削弱，失去了對自己封地的軍事統治，著名的貴族四君子：魏之信陵君、趙之平原君、齊之孟嚐君、楚之春申君，雖然富可敵國，門客如雲，可一旦失勢，不去別國尋求出路，就變得什麼都不是。齊國的孟嚐君，一旦失去齊國的相位，回到封地，就變成了一個簡單的富翁，而這個富翁也是靠了門客為他營造三窟，在自己的封地收買人心才做到的。
齊公子孟嚐君派門客馮驩到封地薛城收賬，臨行前，馮驩問孟嚐君，收了賬之後，買點什麼回來，孟嚐君說，缺什麼就買什麼吧。馮驩到了薛城之後，發現該地的百姓十分困苦，就將手裏的債券當眾一把火全燒了，說是孟嚐君不要賬了。回來後，馮驩將收賬的經過告訴孟嚐君，說是你這裏什麼都不缺，隻缺點仁義，所以我就給你買了點仁義回來。孟嚐君聽了很不高興，但也說不出什麼來，隻好無奈地說，先生回去歇著吧。不久，齊王將孟嚐君免了職，讓他回封地薛城去。見主人丟了官，昔日的門客四散而去，隻剩下了馮驩，馮驩趕著車拉著孟嚐君回到了薛城，受到了老百姓的熱烈歡迎，這個時候，孟嚐君才體會到馮驩當初的用心。
在戰國時期，士階層變得更加龐雜，求仕的競爭更趨激烈，縱橫家的出現，實際上說明出現了士為求得任用而自薦的風尚。原來帶有強烈貴族氣質的士的處事規則，至此徹底分化，一批轉化為縱橫家之類的功利之徒，一批則轉化為豫讓、荊軻一類的俠士，前者為求利而為人主服務，後者為義而受人驅使，此外是介於兩者之間的帶有某種道德意旨的儒生和墨子之徒，顯然，在這個時期，他們的行為往往顯得迂腐，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也最小。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階段，原來出身平民甚至奴隸的文吏階層，在軍功封爵得官的政策下，開始與春秋時代的士階層混雜，原本沒有爵位的文吏通過軍功得到爵位，地位日益上升，由於這些人沒有土階層那種講求氣節和行為狷介的毛病，所以這些上升的文吏很得各國君主的賞識。
五、戰爭形式的改變與軍製的變化
春秋時期，戰爭的主要形式還是以車戰為主，而徒兵還是跟在車後邊的輔助兵，更像是出身貴族的武士的仆役。車兵都是武士，受過專門的訓練：駕車、射箭和車上格鬥，等等，戰時要自己負責全套的裝備（兵車除外），這樣的軍人不可能太多，所以西周軍製，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每軍2500人，到了春秋，戰爭規模擴大，但有兵車千乘已經是強國了，五霸之一的晉文公的成名戰——晉楚城濮之戰，不過用兵車700餘乘。隨著戰爭烈度的提高，車戰越來越顯示出局限性，笨重、機動性差，對道路和戰場條件要求過高。所以，在戰爭過程中，一方麵是兵車的改進，一方麵是步卒的地位日顯重要，有時，一個善戰的步卒，往往比車上的幾個武士還頂用。與北部少數民族接壤的國家，則從遊牧民族那裏學習了騎兵的形式，雖然騎兵由於馬具的不完善，還不能用於直接作戰，但機動轉移至少可以做到。這樣，到了春秋戰國之交，以魏獻子棄車從步與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為標誌，戰爭形式發生重大改觀，車戰讓位於步騎作戰。步兵和騎兵對武器裝備要求不高，往往可以組織幾萬幾十萬人的大兵團作戰。趙秦長平之戰，雙方動用的兵力達到70餘萬，趙國戰敗，僅僅被坑掉的趙國降卒就達40萬。軍隊編製不再以兵車為核心小隊，而代之以更靈活的什伍製，步騎編隊各由大夫、校尉、將軍統帥。除騎兵而外，類似於西方中世紀的重裝步兵成為軍隊的主力，如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這些重裝步兵的來源既有原來的貴族也有平民。由於參加戰爭成為一般人升遷的主要途徑，所以，凡是膂力強勁的成年男子，樂意從軍者不乏其人。事實上，像秦國那樣實行軍事化社會編製的國家，一個合乎條件的男人想要逃兵役似乎是不可能的，擺在他們麵前的路隻有兩條：或者從軍作戰博取官爵，或者力耕種田供應軍隊，相比較起來，前者固然有風險，但機會也大得多。
六、政治文化：從百家爭鳴到一家獨尊
春秋戰國是一個舊秩序消亡、新秩序漸生的時代，時代不僅為各種政治學說的產生提供了空間，而且提供了足夠的壓力與溫床，人們既需要解釋時代社會的變化，更需要建構未來社會的框架。雖然各家各派的學說往往以綜合性的文化麵貌出現，但政治表達畢竟是它們中多數的最核心的成分。儒家的各學派為社會提供了一個修正了的禮治圖景，但也有相應的處世和為政的基本方式；墨家和農家則提倡一種以小生產為基礎的農民王國；道家雖然鼓吹回到小國寡民的時代去，但卻為現實的政治提供了高妙的權力技術；兵家則將這種權力技術發揚光大，變成了戰爭藝術，深諳此道的軍事家，往往可以借此以弱勝強，以少勝多；而從儒家語境裏發展起來的法家學說，逐漸形成了一套更加適合變革中各國君主口味的思想體係和操作技術。在法家的語境裏，王權被強化到極致，國家形成了半軍事化的動員體製。思想文化上的愚民和禁錮，伴隨以不講人情的嚴刑峻法，再加上露骨的權力技術，使得法家學說成為具有立竿見影實效的政治思想，實際上，在戰國時期進行的政治改革，基本上遵循的都是法家思路。應該承認，在那個時代法家學說由於具有衝決過去道德束縛的朝氣，所以體現了相當的政治活力，但其政治主張透出的赤裸裸的冷酷無情、缺乏人性的特色，也給中國政治的發展打上了陰冷的印記，使政治文化充斥了陰謀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