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缺乏法律規範已成為民間反腐的最大硬傷。因此，對於民間反腐，有必要用法律加以規範，避免出現誣告、誹謗、幹擾案件偵辦、舉報不清楚等情況的發生。
據了解，對民間反腐的規範也在緊鑼密鼓中。2008年12月23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再次審議《侵權責任法草案》，其中對利用網站侵害他人名譽權、隱私權等合法權益，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承擔的連帶責任作了明確規定。
在此背景下，我國目前的民間反腐，無疑正處在法律的刀尖上，不管是發動者還是參與者，或是網絡平台的提供者，都有可能侵犯他人隱私權，承當著巨大的法律風險。
與製度反腐無縫對接
現有的紀委、監察部門、反貪局、檢察院和法院，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監督和司法體係。民間反腐與製度反腐如何有效對接，已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
2006年8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吳官正在紀檢監察幹部培訓班上指出：“要拓寬群眾參與黨風廉政建設的渠道。”2009年1月，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兼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馬接受新華網專訪時也透露，紀檢監察機關每天都有專人搜集網上輿情。這表明，在對待民間反腐問題上，高層的態度相當鮮明。
據記者了解，不論是我國反腐敗職能機構，還是專家學者，都普遍認為，除個人反腐外，一些民間組織，比如社團、行業協會、商會等，應在促進我國依法行政、防範公共權力濫用、懲治和預防腐敗中發揮更大作用。
“要增強社會的民主氛圍，擴大公民參與、推進基層民主、推行政務公開，為民間組織參與反腐敗創造良好的條件。政府要為民間組織反腐設計一套科學合理的評價機製和激勵機製，提高其反腐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後杜治洲認為，“作為民間組織必須保持自身的清廉，加強從業人員的行為準則和職業道德規範教育，提升民間組織形象，增強民間組織反腐倡廉的能力。”
“要實現民間反腐與製度反腐進行有效對接，關鍵是要既能讓網民反腐的熱情和積極性找到製度化出口，又要讓官方所具備的偵查和威懾能力得到更好的發揮。”杜立元建議，“一是支持和保護舉報人。盡快出台舉報法或舉報人權益保護法，完善舉報人保護啟動程序規定、汙點證人製度以及具體保護措施規定。除了對反腐舉報依法查處外，官方反腐機構應理直氣壯地支持舉報人的行為，保障舉報人的人身安全。二是建立舉報補償製度。當公眾為反腐作出了貢獻並支付了成本後，政府應及時給予認定和補償。”
世界上有很多國家和地區，不僅製定了保護證人的法律，而且還設立了專門的證人保護機構，給包括舉報人在內的證人予以“特殊保護”。比如英國早在1892年就製定了《證人保護法》，我國香港也在上世紀70年代建立了《證人保護條例》，司法部門對包括舉報人在內的證人實施24小時保護措施。另外，包括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已均製定了證人保護法。未就舉報人或證人保護單獨立法的國家，也多將舉報人保護規定在訴訟法中。
“民間反腐要有利於國家穩定，有利於社會和諧。”尹韻公認為，“作為反腐部門，對民間提供的腐敗線索，要謹慎對待，認真核查，冷靜處理，不能冤枉任何一個好人。但也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民間反腐收益，保障民間反腐者的權益和鼓勵更多的反腐行為。”
“對民間反腐的法律製定，前提是確保公民憲法權利不受損害。”齊善鴻表示，“要保證公民有對國家機關和政府官員提出批評建議的權利，更有對醜惡現象舉報揭露的權利。引導公民行使正常權利，不斷提升民間反腐的理性水平，是建立和諧社會的一項係統工程，簡單地倡導或者盲目地保護或者一味地苛刻追究責任，都是極端的做法。對這一點，需要從民眾到政府機關、到立法和執法機構形成一個廣泛共識。”
受訪的多位專家認為，國際上廉潔度較高的國家或地區，官員都是由民眾、輿論與媒體進行集體監督。從這個意義上說，反腐的核心命題在於政府願不願意把監督權下放給社會。那麼，給民間反腐一個製度化出口，必然是我國下一階段反腐鬥爭一個躲不開的重要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