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種信息顯示，這些官員大權在握時，盡管已經劣跡斑斑，並被屢次舉報，可他們憑借自身權力關係網，不但能擺平上下左右的關係，而且還能在保住官位的同時又在政協新崗位上獲得升遷，能量總是超乎常人想象。
不該成為腐敗官員“藏身之地”
不可否認，目前公眾對有些地方政協官員頗有微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類政協官員非但不能反映民意民聲，高質量地參政議政，推進社會民主進程，還搞腐敗，在社會上造成惡劣的影響。
據記者調查了解，地方政協官員頻繁落馬，與近年來有些地方在政協官員選拔任用工作中降低標準有關——有些因年齡、政績、口碑等原因，不能繼續留任或提拔到黨委、政府任職的官員，往往會被安排到政協崗位上。
多位受訪的地方組織部門工作人員也坦言，目前不少地方對政協在我國政治體製中的地位認識並不到位，政協往往被認為是一個“無權、無為、無用”的“陪襯”機構。“隨著官員退休的製度化，近年有大批官員退居‘二線’，如果不重視政協工作，就很容易把政協變成官員安置場所。如果選人用人把關不嚴格，會導致一些官員被‘帶病提拔’，使政協淪為腐敗官員的藏身之地。”北京市委組織部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年輕幹部認為。
記者調查發現，由於對政協工作重要性缺乏正確認識，有些地方把政協職位當作一種榮譽或獎品隨意亂送，在降低了政協成員基本標準的同時，也降低了參政議政質量。更嚴重的是，也給了一些腐敗分子可乘之機。
“有些地方的企業家或富人，隻要做了一點公益事業，在社會上博得一些名聲，通過一些關係就可進入政協當政協委員。”曾廣宇告訴記者，“如果運作得好的話，有些還可直接成為地方政協常委。”
“一些地方政協官員落馬人數急增，其中還與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和地方黑惡勢力作祟有關。”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有些地方為了經濟增長，熱衷從政治上拉攏利稅大戶，以至一些道德低下、富而不仁的私營企業主或富商老板混入政協成為委員，甚至政協常委，而這些頭銜，又為他們從事非法活動提供了保護傘。”
據報道，在重慶“打黑風暴”中，不少黑幫人物就在政協任職。比如重慶渝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黎強，有一個顯赫的頭銜——巴南區政協常委；重慶今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天倫，任重慶市大渡口區政協委員；重慶市華廈建築公司總經理賀倫江，任渝北區政協委員。
選任政協幹部要風清氣正
多位受訪專家都認為，政協不僅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的重要渠道，而且還是公眾利益表達和利益協調的政治舞台。因此，要像把好重要部門、關鍵崗位一樣，把好政協“入口關”，這應當引起自下而上的高度重視。
“要加大整個社會查辦案件的力度，繼續保持反腐敗的高壓態勢，一旦發現官員搞腐敗，不管在哪個職位，不管職務多高，功勞有多大，都要排除一切阻力，堅決查處，不能讓問題官員‘邊腐邊遷’轉任到政協崗位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尹韻公研究員接受記者采訪時直言。
中央一向重視官員選拔的“入口關”。2009年5月，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在全國幹部監督工作會議上指出，以最堅決的態度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風，防止幹部“帶病上崗”“帶病提拔”。
“要加大對政協官員的反腐倡廉力度，也很有必要把反腐重心繼續前移。”針對地方政協官員紛紛落馬的現象，曾廣宇強調了自己的看法。
“應在黨政領導幹部轉任政協官員前加強審計，進行嚴格的離任審查，不把有問題的幹部提拔或轉任到政協崗位上去。”曾廣宇建議，“審查的內容除經濟審查外，要按照幹部管理製度進行民主測評等，包括述職、群眾鑒定和公示，整個過程重點考察幹部的德能勤廉；建議采用無記名方式，這樣更容易得出客觀、真實的結果。”
“關鍵是要激活地方政協的職能，避免政協成為一個閑衙門。”張鳴認為，“這種製度性的設計，必須對官員的素質有嚴格要求，不能隨便安排一個現任官員就進政協任職，更不能把政協當作安排官員半退休的一個台階。既然有政協這個機構，就應賦予其相應職能，讓其真正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作為政協自身，平時要加強對政協委員和機關幹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中國政法大學楊帆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既要讓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充分醞釀，把那些有民主思想、有參政議政能力、高素質的人士選配進政協，也要對那些不合格的委員或政協領導幹部建立明晰的考核退出機製。”
“具有公共傳播責任的媒體，在對地方政協官員腐敗案件的報道上，應更加嚴謹，力求表達更加準確，更加客觀公正。”齊善鴻認為，“如果有政協的官員案發，應在報道上標明犯案時所任職務，媒體的報道不應為了噱頭而不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