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認為，官員隱性利益的危害性，主要是混淆了掌權用權的目的，模糊了權力行使的範圍，扭曲了執政為民的觀念，滋生了濫用權力的作風。
“官員隱性利益的存在，使廉潔從政、嚴格自律的道德操守受到嚴重腐蝕，而且與現代社會提倡的誠實守信、公平正義、清正廉潔等道德風尚格格不入，與黨的艱苦奮鬥的作風和求真務實的精神直接衝突。”中國好人網創辦人兼總編、華南師範大學理論部副主任談方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分析認為。
在他看來，官員隱性利益是目前官本位惡俗的根源和腐敗的溫床。官本位的特征，是一朝當官，多方受益，且官越大，受益越大。結果是，有些人為升官，不惜跑官買官，不擇手段，甚至不惜鋌而走險，蛻變為貪官、腐官。
受訪專家提醒，要對官員隱性利益保持足夠的警惕，以防整個官場道德防線失守，腐朽思想滋長，腐敗行為蔓延。
公權需要“陽光化”運作
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削除官員隱性利益，是一項係統工程，需要多項製度改革隨之配套。當前急需在官員隱性利益普遍存在的公車改革、公務接待與公費出國的改革方麵，取得實質性突破。
“官員的利益應在工資中得以徹底、充分體現，實現官員責、權、利的統一，工資以外不應存在任何特殊權利和利益。”黃小勇認為，這需要設立一套機製，來科學合理地厘定官員的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
“剝除官員隱性利益，要以官員的灰色收入和特權利益作為突破口。”黃小勇說，“要明確取消官員的灰色收入，官員的收入除法律禁止的違法收入和合法收入外，不應存在任何中間形態。同時，隨著我國民主法製建設的加快，官員各種形式的隱性特權要逐步取消或受到限製。”
“要給權力運行謀求一個陽光空間。各地政務信息公開要落實到位，尤其是政府機關、政府官員以及廣大公務員的有關情況，包括他們所使用的權力和資源，都應在社會公眾的監督下運行。”胡仙芝說，隻有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公眾才能有效監督。同時，需加強社會輿論及新聞媒體對政府的監督。
對於防止預算外收入成為官員隱性利益的主要渠道，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係張鳴教授建議：“應建立政府行為預算硬約束的製度框架，讓人大可以通過預算製約、監督政府開支。”
多位專家提出，建立健全完善的官員財產申報製度，是減少官員隱性利益的必然途徑。
1995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但因申報內容完全不公開而效果欠佳。2001年6月，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又聯合發布了《關於省部級現職領導幹部報告家庭財產的規定（試行）》，但據說因阻力大，也不見蹤影。
記者彙集地方反饋發現，地方部門認為，推行官員收入申報製度之所以乏力，主因是由於缺乏必要配套製度，如金融實名製、客戶身份識別、客戶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保存、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等等。
但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官員財產申報製度難以建立的最大症結，還是受阻於利益群體。
“官員財產申報製度的推行，不是時機不成熟，而是決心不夠。”談方說，“官員財產申報所需要的配套製度，如能不斷建立和完善，申報製度實施效果將會更好。但這不能成為拖延官員財產申報製度出台的理由，越往後拖延，阻力越大。”
“官員財產申報所需要的配套製度，隻有在切實推行官員財產申報製度的實踐中，才能夠不斷在探索中完善起來。”談方最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