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怎麼說，我們五七人的故事總算有一個“光明的尾巴”，絕大多數被認定“擴大”了，予以“改正”。“改正”後政府也盡可能讓我們這些所謂“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各得其所。當然這其中的許多事情也是難以言喻的，也讓人啼笑皆非。比如我們K大自稱為“持不同政見者”、“真右派”且二十年來一直拒絕思想改造的高雲純被“改正”了，而S大那位始終以革命者自居也並非對新社會心有敵意的田野卻沒有被“改正”，將右派帽子保留下來。隻是這類頗具荒誕意味兒的事例已不再會讓我們發出聲音，由此而說，誰能說改造沒有成效？七九年為辦理“改正”事宜我來到K大。這時我已年近半百。歲月悠悠我尚能記得當年離校時發的誓言：我一定要回來，而且從押解我出去的西校門回來。所以能記得我想可能緣於離開時的心情過於激憤。
可當這一天真的到來，我的心情竟然十分的平靜，沒有不平的憤慨，也沒有漫長勞改歲月一直充填於胸的屈辱，沒有這些，有的隻是一絲淡淡的哀傷，抑或是這一點點的悲憤也不當有，因為緊接便發生了一件頗具喜劇意味兒的事：在校園走時我突然發現迎麵走來我的一個同班女同學，高高的個子、眉目俊秀，梳一條長長的發辮。我衝她叫聲：陶燕。不料這女生不僅不應聲，倒出現一副驚訝的模樣。我趕緊說陶燕你咋啦，我是周文祥啊。這女生說老先生你認錯人了，陶燕是我的媽媽。啊，我張張嘴說不出話來，頭腦也立刻清醒了。原來我把陶燕的女兒當成了當年的陶燕，我墜入了時空隧道，一下子倒回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發生這等荒唐事，說起來讓人難以相信。老了，老了，在勞改農場我曾未覺得自己老，在經曆了剛才這一幕後一下子覺得自己老了。青春不再了。這時我感到一種真正的悲哀，為自己的這一生。
當然獄友們總還是有機會(如校慶等)聚會見麵的，關係親密的也時常有一些走動。見麵都還保持著在勞改農場時相互交換信息的習慣，隻是現在的信息已不再是“某某人被關小號了”、“某某人逃跑被打死了”、“某某人自殺了”、“某某人服刑期滿了”之類，而換成“某某人回校工作了”、“某某人找了個寡婦結婚了”以及“某某人病逝了”等等。信息的不同自然證明了處境的不同。“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對我們這些人來說，從勞改農場回到社會的確是換了人間。感觸是很多的，即使說出來局外人也難以理解。說到我自己，自然首先須從我始終深愛著的馮俐說起——一九八二年春節過後，趁學校開學前的一段時間我到晉城，這時馮俐離世已有十五年光陰(馮俐若能活著業已到了刑期)。可以說晉城之行成了我“改正”後這若幹年的一塊心病。每當假期到來之際我便迫不及待想趕到那裏，而當真要起程時卻又打了退堂鼓。坦白地說，我懼怕晉城，那是一種刻骨銘心的恐懼。每當眼前出現那座被雪塵彌漫著的“晉監”，我便如同掉進冰窟窿一般渾身冰冷。當然意識中我也清楚晉城必定是我的再訪之地，不可逃避。去是遲早的事，卻未料到一拖就是四五年。
相同的季節，晉城也如同上次那般被風雪所迷漫。還有“晉監”，一切都竟然未變。接待我的仍是當年那位段監獄長，他看上去老了許多。露在警帽外麵的鬢角像撒了一層鹽，也胖了許多，腹部裹在大號警服裏，看上去有些腆。有句話叫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大概人老了也是類似的情況。段監獄長對我的態度十分和藹，先詢問了我的一些狀況，接著便談到了馮俐。他說馮俐的事讓所有的人都感到惋惜，她的死不是獄方的初衷。他說晉監後來進駐了革命造反派，造反派查看過所有犯人的案卷後，認為馮俐是死不悔改的反動派。並認定獄方心慈手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最後由他們做主將馮俐處死。段監獄長說話時我一直沉默無語，因為我知道人死了說什麼都屬多餘。等段監獄長住口後我問馮俐還留下什麼遺物沒有。段監獄長說遺物早已被她的家人取走。這倒是確實的，一九八年去上海見到馮俐母親，她曾談及馮俐死後她趕往晉城為女兒善後。我又對段監獄長說我聽說馮俐執行後被剪下一綹頭發，不知是否有這回事？段監獄長說他不清楚是否有剪下頭發一說。又說按慣例對女犯應該是這樣，但這所有的一切都是造反派操作，他們又不懂司法方麵的事。我又問獄方是不是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