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後我們又回到院子裏，又說了一會兒話，我發覺她久久望著我。後說周文祥我想聽你一句話哩。我說什麼話？她問：我來你歡迎不歡迎？我說歡迎。她又問高興不高興？我說高興。她問從心裏？我說從心裏。她說要真是這樣，我就在這裏住幾天，否則我下午就回去，你決定。我一點兒沒想到蘇英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再笨，也能體會出其中所包含著的一種暗示。蘇英巧妙地將這個球踢給我。如果在幾年前，我很清楚自己會怎樣做，我不會允許自己對馮俐有一絲一毫的褻瀆。而現在，一切都成過眼煙雲了，馮俐可能打算永遠不同我聯係。
我所有的熱情與願望都變得很荒誕，這是一；另外我還必須承認，即使一個苟延殘喘的動物，意識中仍難以做到六根清淨，渴求著女性的撫慰與滋潤，是愛情之外求其次的那種吧，也是動物世界普遍存在著的那種吧。性愛，確像一麵生動的旗幟在欲望的地平線上飄舞。現在，似乎移動起來，且愈來愈清晰。我是希望蘇英留下來的，從內心。我說蘇英我希望你能多住幾天，咱們好好聊聊，隻是……隻是什麼？蘇英問。我說隻是你住的問題不好解決。蘇英似鬆了口氣，說這個就不用你管了，我自有辦法。她又說晚飯前我再來找你，等著我。說完衝我一笑，轉身走了。望著她全身戎裝的背影不知怎麼我忽然感到一種陌生，我問自己，她就是曾貼出《反“反推倒高牆填平鴻溝”》並且積極為《大地》出了謀劃了策的那個曆史係女生嗎？我知道是，卻又不敢相信，真是世事滄桑啊。
不到傍晚她就興衝衝跑來了，告訴我住的地方已經解決，在就業隊的一個“二勞改”家借宿。又說她剛跟獄醫交涉過，可以帶我到外麵去走走。我不懷疑她說的任何一句話，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相信蘇英能將寓言變成現實。
在蘇英的“押解”下我離開了醫院，向遠處的一望無際的麥田走去。說“押解”並不為過的，一是院方把我交給她帶出，她就成了我事實上的羈押人，跑了人她要負責任；另外在勞改營的轄區內一個穿軍裝的人跟在一個犯人後麵，從直觀上不是押解又是什麼呢？或許我倆在意識中存在的一種無形的心理烙印，我們確像押解般一前一後走著，不能說什麼。但心裏是激動興奮的，這怕是十年當中享受到的最大的一次自由了，況且還是跟一個女人在一起。我抬眼望向正南方向的那座高聳的山峰，我頭一次覺得那山是這等的壯麗，像一個威嚴的巨人俯視著它腳下的土地河川，心中不由生出一種敬畏。我一直認為，大山是有靈性的，一座山就是一尊神明。這種認識由來已久，有一次在一根繩休息，話題不知怎麼扯到科學與迷信這上麵來。發生了爭執，我和張撰認為不應把對大自然神秘現象的敬畏視為迷信。梁楓說他小時就讓黃鼠狼附過身，他看見“黃爺”撚著白胡子衝他笑，眼見為實嘛。
解若愚和俞華峰是堅定的無神論者，為了論證神明的不存在，解若愚提出一個問題，如果真有上帝的話，他看著咱們這麼受苦受難咋不發發慈悲，予以救助呢？張撰回答得很幹脆：上帝很忙。需要他救助的人太多，忙不過來啊。解若愚也不是個省油的燈，問：那你說上帝要忙到什麼時候？張撰張口就來：再忙上三四十年吧。解若愚又問：上帝給你寫信了？張撰啞然。大約走了一裏多路光景蘇英將我喊住說別老像熊瞎子似的走個沒完，到河溝邊兒樹底下坐會吧。就聽了她，坐下。開始兩人都不說話，似乎無從說起。後來就互相詢問一些事，很廣泛。也談及各自家庭的情況。我告訴蘇英我的父親已於兩年前去世，母親隨大哥一起過。弟弟妹妹都結婚了。現在也不太通信，寫信也沒有什麼好說的，即使是一家人十年八年不見也就成了陌生人。所以現在家的概念很淡漠了。我問蘇英為什麼還不結婚，也三十多歲了。蘇英不語，隻低著頭。軍帽帽簷兒幾乎遮住整個臉。我後悔不該說這話。也許形成了一種強迫觀念，我的眼光一看見她的黃帽子就覺得不自在，就生出一種隔膜感，甚至還有一種恐懼感。
而在我倆相對而視的時候，我就又看到了原來的蘇英，感到親切起來。我又問她在廠的情況怎樣？摘帽後能不能考慮重新分配工作？她說原本是可能的，但後來大病了一場，體質很差，動不動就暈倒，就擱下了。這次來我發現蘇英的氣色很不好，麵皮青黃，本以為是讓黃軍裝映的，聽蘇英說病了一場，再看她就真的像個病人樣。我問她得的是什麼病。她歎口氣說想想也怪自己，為了摘帽差點連命都搭上了。我問怎麼回事。她說廠裏有一個車間經常有有毒氣體泄漏，為提前給人警示在車間裏養了鳥，人進到車間先看看鳥還活不活，鳥活說明沒有泄漏，鳥死了就告示出危險的存在，就趕緊通知維修人員進行修理。他們維修時都戴著防毒麵具，即使這樣時間也不能太長。她說她剛進廠時在這個車間幹了一年多，後來把她調到另一個車間，根據她的表現和領導的許諾，她覺得在三年內摘帽是不成問題的，可沒有。一點風聲也沒有。後來廠裏發生一起事故，一個女工被有毒氣體熏死了。女工的家人到廠裏鬧，許多工人也提出抗議，揚言不保證生命安全就起來罷工。罷工倒是沒罷成，但拒絕到有毒車間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