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新劇目排練之前，他便向自己看好的女演員暗送秋波。回應自是不一樣的。知曉他伎倆或尚不願放棄演出機會的人隻好違心聽他擺布，而那些不肯就範的就有黴倒了。設計唱腔時他在這女演員音域的上限高出半個音階，試唱時一唱就唱破了嗓子。即使硬頂著唱下來，到真正演出時心裏也十分緊張，演技得不到正常的發揮。稍不留神唱破了嗓子就一下子砸了鍋。女演員把他恨得要死，不斷到團長那裏去告他的狀。團長是個不懂業務的工農幹部，怕得罪了趙仁，趙仁一“拿把”便演不成戲，隻好兩方麵虛與周旋。後來就開始了反右。
活該趙仁倒黴的是，這時劇團分配來一個音樂學院畢業的學生，作曲不再是趙仁的一統天下。於是長久壓在團長心頭的那團怨氣便膨脹起來，想起那句有關報仇的古語曰：不是不報，是時機未到。現在時機到了。反正劇團要有人當右派，他就把這個名額給了趙仁。趙仁打右派令那些遭他作踐的女演員們人心大快，這足以證明趙仁打右派很有群眾基礎。《人民日報》的那篇《工人說話了》的社論在這裏可以改造為《女演員說話了》，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句話正好應在了趙仁身上。遺憾的是在整個運動中趙仁的情況僅僅是一個特例，況且讓他這樣的人也劃為右派讓許多當了右派的人都覺得麵上無光。
董善，也是四十歲左右年紀，看模樣倒挺憨厚，下嘴唇厚於上嘴唇，就是人們所說的地包天。他原是北京某區委宣傳部的幹事，除了整材料寫通訊報道外，還鼓搗點文藝作品，小說、詩歌、戲曲，什麼都來，也時常發表，在區裏小有名氣。部裏的一位副部長也迷戀文藝，時不時也小打小鬧寫點，共同的愛好將兩個本來地位懸殊的人拉近了，成了好朋友，經常在一起切磋。整風開始後，有天副部長對董善說市區不設文聯，對繁榮文學創作不利。現在許多單位成立了文學社，咱們是不是可以挑頭搞起來一個，將廣大文學愛好者團結在周圍。董善立刻表示讚同，並說這事宜早不宜遲，應該馬上動手搞。副部長就讓他先在作者中摸底。因為形勢很快就發生逆轉，開始打右派了，文學社還未及進入實際性操作，就夭折在萌芽狀態中。
不要說這不成什麼問題，就是有問題也是兩人你知我知的事。不料董善卻就這件八字尚不見一撇的事對副部長進行了揭發，還將平時副部長對他說的一些他認為有揭發價值的話也一股腦兒端出來。到頭來，副部長被打成了右派，他也被打成了右派，所以出現這個結果是因為他忽略了一點：揭發組織反革命小集團，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員啊！他後悔不迭，卻也晚了。後來事情的發展也是他始料不及的，常言道虎死有威，副部長的那些尚在位上的老首長老戰友們出麵幫他把這件事情擺平，又給他董善羅列了些事，把他送進了監獄。有句話叫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每個右派都有自己的“罪惡史”，這些東西本來是寫在檔案裏的，並未公諸於眾，可到頭來就弄得大家“彼此彼此”都知道。這傳播者主要是管教幹部。我時不時想到趙仁董善是因為這兩個小子實在太可惡。
王妃——看到王妃是五一勞動節這天。我樂嶺農場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行首場演出，在場部前麵的空地上壘起一個台子。台子的四角豎起長長的杆子，扯起天幕邊幕，這簡陋的戲台就很撩撥人心了。演出還未開始，台前已按預先劃分好的區域坐滿了黑壓壓的觀眾，最前麵位置是場領導管教幹部及他們的家屬，再往後是清一色的犯人，光頭的是男犯，留發的是女犯，中間由小一號光腦殼的少年犯隔開。農場很少開全體犯人大會，也極少有演出，因此這是男犯與女犯難得聚首的機會，可以說這是犯人們的節日。女犯們已不存一般社會上的女子麵對男人表現出的那種矜持，而是將火辣辣的眼光朝男犯堆裏睃來睃去。男犯則更邪乎，就像同時接到向右看的口令似的齊刷刷將整個腦袋轉向女犯們，這時倒真能體現出我們自嘲的“撐死眼珠子餓死吊頭子”的情狀。坦率地說，我自己也未能超凡脫俗。不過我不像其他男犯看女犯那般漫無邊際，我有目標，這目標就是妃們。
聽張撰說從帽兒山轉來的幾十個女政治犯包括著四名妃(五妃中的一個妃因病保外就醫了)，我想從眾多的女犯中把這幾個妃認出來。說起來這想法也確實古怪。我坐的位置與女犯的位置相距三十多米遠，這樣的距離看人的麵目隻能看出個輪廓，朦朦朧朧的。這時我的頭腦中突然跳出“霧裏看花”這個字眼。她們是花，是監獄之花。想到這裏我的眼有些濕。我轉回頭，低垂著，直到演出開始。節目一個接一個地往下看，小演唱，對口詞，天津快板，京劇清唱，小舞蹈，器樂小合奏，二胡獨奏，板胡獨奏，男聲獨唱，女聲獨唱……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但內容不斷重複，單學毛選節目就有三四個：兩個老頭學毛選，兩個老婆學毛選，兩個毛頭(兒童)學毛選，夫妻雙雙學毛選……表演也雷同化，不管是老頭老婆還是毛頭，都是手持一本打開的毛選，在台上邊唱邊扭。接下來是女聲合唱《我們的田野》，總共十幾個女犯人一排站在台上。張撰已提前告訴過我，演唱者中有包括王妃在內的三個妃。但因距離遠，從中很難辨認出哪個是王妃。嗓門都很嘹亮，優美的歌聲響徹原野：我們的田野，美麗的田野，碧綠的河水，流過無邊的稻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