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國後３０年現代化進程隻推進了９％
１９４９年建國到１９７８的３０年，從經濟體製上看，對資源、產品和勞動力，甚至許多消費資料，我們采取了計劃分配的方式，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麵實行了國有和集體所有製；農村，在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之間，調動資源和分配利益的層次多次上下調整，留去自留地也多次變動。從對外經濟關係、科學技術等方麵看，我們采取了關門發展的方式。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財產，甚至消費資料的製度上，我們實行，或者力圖實行高度公有的體製；資源配置方式上，我們試圖國家大一統來分配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對外經濟戰略上，我們走了一條進口替代和自我封閉循環的道路。這樣的體製和道路使我們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初的經濟社會發展遭受了重大的損失。
（一）建國後經濟發展極其緩慢
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初，由於左的思潮幹擾經濟建設，使我們的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各國的位次上不斷後移，而且與許多國家發展的差距也越來越大。從經濟總量和人均ＧＤＰ水平看，１９５２年，中國ＧＤＰ總量占世界ＧＤＰ的比例為５．２％，１９７８年下降為不到１％。人均ＧＤＰ水平按當時官方高估的彙率計算，也隻有２２４．９美元。１９４８年，中國人均ＧＤＰ排世界各國第４０位，到了１９７８年中國人均ＧＤＰ排倒數第２位，僅是印度人均ＧＤＰ的２／３。據世界權威的經濟增長學家麥迪森研究計算，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７８年中國ＧＤＰ的實際平均增長率隻有４．３５％，人均ＧＤＰ增長隻有２．３３％。從人民生活水平看，１９７６年全國農村每個社員從集體分得的收入隻有６３．３元，農村人均口糧比１９５７年減少４斤；１９７７年全國有１．４億人平均口糧在３００斤以下，處於半饑餓狀態；１９７８年全國居民的糧食和食油消費量比１９４９年分別低１８斤和０．２斤；當年全國有１３９萬個生產隊（占總數的２９．５％），人均收入在５０元以下。１９７８年全國有２．５億絕對貧困人口。當年，失業的城鎮青年２０００萬人，實際城鎮失業率高達１９％左右，居民食品消費占總其支出的比重，即恩格爾係數，城鄉分別高達５６．６６％和６７．７１％。１９８０年時，城鄉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費品，主要是縫紉機、自行車、手表、收音機，每百戶的擁有率也隻有５．５％、１１．２％、１５．７％、１４．９％；黑白電視機的每百戶擁有率也僅為１．６％；家庭電話非常少，即使按當時的公用電話計算，每百戶普及率隻有０．６４部；而洗衣機還很少有，家庭轎車普及率幾乎為零。居住方麵，１９７８年時，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麵積僅為３．６平方米，農村居民每戶平均居住麵積僅為８．１平方米。整個國家和人民的發展和生活水平，大多數發展和生活指標排在世界國家和地區１７０位以外，處於聯合國有關部門和世界銀行等組織劃定的貧困線之下。
（二）城鄉和勞動力就業結構轉型震蕩和停滯
從社會結構轉型看，解放以後到改革開放初，中國人口城鄉結構轉型先是大起大落，後是幾乎停滯。中國城鄉人口的比例：１９４９年為１０．６﹕８９．４；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大躍進，人口向城市轉移過多過快，１９６０年時城鄉人口比例為１９．７﹕８０．３；三年經濟困難，１９６２年時，人口又從城市向農村逆轉移，比例大幅度下降到了１７．３：８２．７，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的１９７８年，城鄉人口比例為１７．９﹕８２．１。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中國工業生產增長了１６．５倍，城鎮人口比重僅上升了５．５個百分點，產業結構與城鄉結構之間嚴重扭曲。１９８０年時，世界城市化水平為４２．２％，發達國家為７０．２％，發展中國家為２９．２％，而中國城市化水平僅為１９．４％，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還要低近１０個百分點。１９５０年時，韓國城市化水平為２７％，１９８０年時，上升到４８％，中國在城市化方麵比韓國的差距拉大了２０個百分點。從全國的人口城鄉結構看，改革開放初時，８２％的人口為農民，發展水平基本上還處於傳統農業社會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