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永遠在路上，永遠在工作。
勤懇工作的人是理應受到褒獎的。無論勤懇或褒獎，他都是其中最突出的那一個。這就對了。他一生就奔著一支筆而來，好像連吃飯的箸和休息的床都可以省略。
他很瘦弱，別人說他像仙鶴，那是客氣的說法，其實就是“瘦弱”；別人又說他“寒”，也是夠寒的——出身寒門，成為詩人後更是萬事不過問，隻一心尋詞覓句，半僧半俗地過，連朋友都不交，親戚也不來往。跟唱戲的說“戲比天大”一樣，他覺得“詩比天大”。
他心不在焉，自然就來項不多，生活無著——在自己的恩師兼摯友韓愈的勸說下，才於五十歲時考了個進士，得到一個小官位。但他平時總愛將時間花在飲酒彈琴賦詩上麵，不理政務，最後竟由別人代他的職，自己拿著半俸回家，過上了“一貧徹骨、裘褐懸結”的清苦日子。他的詩作因此而愈見其“寒”，如《臥病》：
貧病誠可羞，故床無新裘。
春色燒肌膚，時餐苦咽喉。
倦寢意蒙昧，強言聲幽柔。
承顏自俯仰，有淚不敢流。
默默寸心中，朝愁續暮愁。
還有《夜感自遣》：
夜學曉未休，苦吟神鬼愁。
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仇。
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
清桂無直枝，碧江思舊遊。
……不用多看，誰都看得出，他的一生也就這樣了。
沒有別的，對他來說，就隻憑著這股“非如此不可”的癡傻勁兒，就像一個執拗的姑娘忠誠於清貧得不能給她買花兒戴的愛人也“非他不嫁”，一磚一瓦，他把自己建成了中唐的詩歌重鎮。也盡管，這個“重鎮”從始至終貧困潦倒，官微職小，祿不養身。死的時候，家裏沒有一文錢，隻有一頭病驢和一張古琴，在牆角哭。
哦，當然，最初不是這樣的，正如任何人的最初，都是心憂蒼生、胸懷天下的，並且，因為青春本身就是詩歌，所以，隻要熱血（甚至不必才華）就足夠自然而然地呈現了。對於國事而言，年輕的他充滿了建功立業的豪情，希望能夠憑借自己的力量對社會有所補益。那時，他擁有那個時代下層知識分子普遍擁有的理想與胸懷，雖然出身卑微，除了腹中才華和手中之劍外別無長物，但始終以扶危濟困為責，以天下為己任。“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為不平事。”（《劍客》）“會自東浮去，將何欲致君？”“神兮安在哉，永康我王國”……
這都是那個時期他筆下蒸騰著熱血的詩句。無不等閑寫來，卻仿佛具在掌中，氣衝鬥牛，一副肝膽，不“瘦弱”，更不“寒”。他廣大。
他最後退化成了克爾凱郭爾所說的“那個個人”。這是他的不幸和有幸。因為，一般說來，一個詩人，他最動人和最可愛的時刻還是在他見微和自然而然呈現的句子裏，而隨著歲月的淘洗，以及世事的敲打，一個詩人，他（她）總要濾去了廣大和奔騰，而歸於見微、和煦——這幾乎成為規律，也有一點點無奈，這無奈裏甚至還摻雜著一些自願和竊喜。在別人是歸於了清涼，在他就更進一步地歸於了清涼。
眼目和身子都是清涼的。
後來啊，他被稱作了“苦吟詩人”，都是因為他行坐寢食，都不忘作詩，並走火入魔，常常惹出麻煩。據說曾出了兩次交通事故：一次是騎驢過街，沒注意行人，當時秋風蕭瑟，黃葉飄零，他信口吟出“落葉滿長安”之句。尋思上聯，忽以“秋風吹渭水”作對，喜不自勝，竟至失態，迎頭撞上了“市長”大人車馬——京兆尹劉棲楚駕到，他閃避不及，唐突了京兆尹的儀仗隊，結果被抓去關了一晚。另一次事故天下皆知，是他去訪問李凝幽居，於驢背上得了“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句，其中“敲”字又欲作“推”字，一時未定，神思恍惚，結果又撞上了韓愈的車馬。雖然說詩人撞上詩人，不免暗自慶幸還相互切磋，有了交情，但“苦吟”的傳聞還是一波接著一波地流傳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