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漫長的詩史中，他不能不說是寂寞的，即使近於同一流派的李白、蘇東坡那樣的大詩人，也未對這位前輩詩人表示一點應有的尊敬，甚至一生的作品裏都對此未置一詞。這在見一個人寫一首詩、到一個地方寫一些詩的那些朝代多少有點不正常。李白的“青天來月有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蘇東坡的“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等名貫古今的名句，明顯無一不是從《春江花月夜》胎出。相反，他們對那些二流甚至三流詩人卻表現了異乎尋常的熱情和激賞，如李白對寫下七律《黃鶴樓》的崔顥的一再歎服，蘇東坡對婉約靡弱的秦少遊的極端推崇……都是有蹊蹺在的。這不禁使我們想到歌德對三流音樂家澤爾特的信任、卻對偉大的貝多芬視而不見的有意思的事情。這是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顯然，這幾位偉人所推舉的對象都不能對他們的天才才具提出挑戰，動搖他們的位置，他們完全可以以寬容和放鬆的心態對待他。況且，在喜以詩才炫勝的中國古代，以自己才華的短板處與自己讚美的對象所擅長打個不分勝負，也是一件令人愜意和瀟灑的事。這可以理解：無論是具有多麼偉大人格和胸襟的詩人，都首先是有思想和個人情緒的凡人；也可以想象，李、蘇初讀《春江花月夜》的瞬間，一定同我們一樣，會有種被什麼擊中的感覺，從此開啟了對瞬間和永恒、人生和世界的思考閘門，一再賞玩之餘，也很可能會發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歎息。
至此，我們必須充分理解“明月”對於中國詩人的特殊意義——何夜無月？在中國詩史中，詩人所詠歎的對象，以明月為最多，也最佳，它的功能類型、體裁形式、語域特征及其意象組合模型等等都那麼叫人神往，幾乎是大家共同受孕產生的一個無美不備的香香的小寶貝，圓滿在東方人的心尖上，又好像詩人們的靈魂長出的驚惶的翅膀，“撲拉拉”使得詩歌有了飛翔。這飛翔碩大無朋，遮天蔽日。實際上，明月在中國詩人這裏，已成了人類所麵對的大自然或整個宇宙的象征，“明月詩人”也成了中國詩人所向往的、最華美的桂冠。在這一原則問題上，天才而驕傲的李、蘇當然都是不會拱手的，最適宜的選擇，自然是沉默。但在曆史最終確定送給人類的這三大“明月詩人”中，李白的明月最雄奇飄逸，蘇東坡的明月最富於情感，而他的明月則是懸得最高的——他不僅以自己的“孤篇”蓋全唐，甚至詩人本人也已成為一種象征：一個詩人，你為白，我當黑，與他的整個時代協同呼吸的全部努力，就是為了最終成就一首偉大的詩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是無與倫比的。
記得博爾赫斯在他的一篇精彩隨筆《論惠特曼》中曾寫道：一直存在著兩個惠特曼，一個是由一生枯燥乏味的日子構成的凡俗肉軀，另一個則是由詩歌的天國般的宇宙所提煉出的偉大象征。而後者在本質上，可能更接近真實。然而，我們所麵臨的事實又是如此令人難以置信：他僅留存下一首孤篇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和另一首僅為文史研究者知曉的《代答閨夢還》，這簡直是造化弄人。我們不妨先看一下《代答閨夢還》，全詩豔麗工整，已經出了宮體的疏籬，啟動了溫李的風致。一般詩人作出此等詩來，也應頗可自負了，然而，若站在偉大的《春江花月夜》身邊，則不啻雲泥霄壤，顯得局促、拘謹，沒有能夠充分地放開。這裏，曆史又給我們出了一個謎麵：為什麼這首青澀的詩作，能和《春江花月夜》一道，掛在他的名下？唯一合理的解釋，它應是他的少年成名之作，而有機會僥幸流存。如果仔細品味，這首短製奏鳴曲式的結構，對時光流逝的悵然詠歎，都是他的風格的，並預示了其日後的光輝。我們每讀它一回，就覺得和他一起長大、戀愛了一回。可不論怎麼說，它隻能充當《張若虛詩集》的地基，在這地基與塔尖的《春江花月夜》之間，按常識推斷，至少應布滿了婉轉心思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同來望月人何處，風景依稀似去年”這樣風華的景致。可惜，我們看不到了。
在“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的古典時代，沒有現代印刷術的大量普及，詩人作品的散佚都應屬於正常現象，否則後來那個以清廉著稱的鄭板橋就不會冒著破壞了自己好名聲的危險用公款印製自己的詩文集了（插一句：原諒吧，知足吧，他不受賄就已十分好了。跟別人相比，這還算事？所以，當時的百姓全不管這點破事，為他建了生祠）。然而，同為唐朝著名詩人，李白作品散失十之八九，至今仍有九百餘首流傳，連甘於澹泊的山水詩人孟浩然也傳下了二百餘首詩歌，為什麼單單他受到這麼沉重的損失呢？唯一的一個解釋就是：他是真正的隱士。他連比較高尚的“要求就求萬古名”這樣的想法都放棄掉，更不用說去用之換酒換金印了。這不容易。
具體地看看他的生平吧。《全唐詩》僅有寥寥數語：“張若虛，揚州人，兗州兵曹，與賀知章、張旭、包融號‘吳中四士’。”對於包融，我所知不多，至於賀知章、張旭，當然是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以唐人那特有的飽滿的生命力、蔑視習俗、乖張行為而名噪一時。他當時能與此輩並提，性格特征，行為舉止上，一定有其不俗之處。從《春江花月夜》所透露出的氣質分析，他應與激情迸飛、外向型的賀、張輩相反，獨自以內傾的沉思、哲人的孤僻而引時人注目。無疑，這一性格特征，在出版業和傳媒均不發達的古代，對他自己來說並非幸事，遑論李白，即便方正拘謹的杜甫，也會懷揣詩章，壯遊天下，四方拜謁，博取詩名，並有助於自己詩篇的流布。這是有效果的——不少平庸的詩人和詩卷都能在《全唐詩》中占有醒目的美譽和篇幅，而作為偉大的哲學詩人，他的精神世界是自足的，他完全陶醉於向著宇宙、向著未知發問，傾聽著詩行間那迷人的回響，並充分體味著作為一個詩人的無窮樂趣，而其自身也必然離世俗的世界愈來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