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乾隆時的衰機
清朝的國運，乾隆時要算極盛，而衰機亦伏於此時。原來所謂八旗兵，它的種類，是很雜的，它的程度，也是很低的。在關外的時候，雖然以勇悍著聞，而入關之後，它的性質，就起個急劇的變化。當吳三桂舉兵時，八旗兵已經不可用了。而謀生的能力，又是沒有的。到後來，生齒繁殖，就反生了一個生計困難的問題。清初旗兵的餉銀，比綠營加倍。居京師和在外省駐防的，所占的都是肥美之地。然而並不能耕種，都是典賣給漢人。餉銀入手，頃刻而盡。往往預借到一兩年。初入關的時候，旗民奉親王府之命，四出經商。又或以賣人參為名，到處騷擾。因此就禁止他們，不準經營商業。旗戶欠債很多，聖祖曾代他們還掉。又屢加賞賜，也不久即盡，並不能經營事業。乾隆初年，曾行移墾的法子，把他們移殖於拉林河阿勒楚喀等地方，不久，就多數逃走了。旗兵如此；其綠營兵也承平歲久，實不可用。高宗頗以十全武功自誇，平金川，定伊犁，服廓爾喀各兩次。並定回部，安南，緬甸，台灣。其實天山南北路的平定，一半是適值天幸。安南、緬甸、廓爾喀三役，都弄得情見勢絀，掩耳盜鈴。金川之役，尤其得不償失。嘉道以後，內憂外患，紛至遝來，就弄得手足無措了。
高宗是個侈欲無度的人。他明察不及世宗，而偏喜歡師心自用。並不能學聖祖的克勤克儉，而形式上偏事事要模範聖祖。譬如開博學鴻詞科等。三次南巡，所至供帳無藝，國家的元氣，被他斲喪的不少。而最荒謬的，就是任用和珅。和珅是個滿洲官學生，應役在鑾輿衛，扛舁禦轎。有一次，高宗出行，在路上，忽然發見缺少了儀仗。高宗大怒。厲聲問：“是誰之過與？”左右都震懾，沒一個人敢對答。和珅便說：“典守者不得辭其責。”吐音宏亮，高宗異之。又和他說話，奏對都稱旨。由此從侍衛，副都統，超遷到侍郎，尚書。拜大學士，在軍機處行走。子豐紳殷德，尚了公主。聲勢赫奕。至於公然令內外奏事的，都要另具副封，送到軍機處。和珅是個貪瀆小人，除掉要錢之外，一無所知的。既然攬權，就要納賄。各省官吏，不得不都苛取之於下屬。輦著巨金去事奉他。下屬無法，隻得再刻剝之於人民。於是吏治大壞。當時發覺的贓吏，贓款動至數十萬，實為前此所未有。——不發覺的，還不知凡幾。加以這時候，民間的風氣，也日趨衰侈。看似海內殷富，實則窮困無聊的人，也不知凡幾。內亂之起，就處於必不能免之勢了。
以財政論，乾隆中葉後，國庫的剩餘，有了七千八百萬，也不為不多。然而從乾隆末年亂起以後，國庫的儲蓄，就逐漸銷耗。加以康雍時代，吏治清明，一切政治，都費用較少，嘉道以後，情形就大不相同（譬如清初河決一次，所花的錢，不過百餘萬。道鹹後便動輒千萬）。財政日漸竭蹶，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一個大關鍵。
第二節 嘉慶時的內亂
清中葉的內亂，起於乾隆末年。先借湖廣的苗亂，做個引子，其事已見第七章第一節。這一次，蔓延的區域，雖不很廣，而調兵運餉，業已所費甚巨。乃事未平而教民之事起。
白蓮教，起於元朝時候。有人說他們的秘密組織，含有別種宗旨在裏頭。然而無可詳考。就他們暴露於外的行為看起來，總隻算他一種邪教。卻是他的傳授，從元到清，綿延不絕。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教首劉鬆，因事泄被擒，遣戍甘肅。然其徒劉之協等，仍密赴各處傳教。詭奉河南鹿邑縣的王發生，稱為明後，潛圖不軌。一七九三年，事泄，同黨都被擒獲，而劉之協逃去。於是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大索，騷擾不堪，反而做了激成變亂的近因。一七九六年，仁宗嘉慶元年。教徒起事於湖北，劉之協、姚之富和齊林之妻王氏等為之魁。而冷天祿、徐天德、王三槐等，又起於川東。自此忽分忽合，縱橫川東北、漢中、襄、鄖之境。官軍四麵剿擊，直到一七九九年，糜餉已七千萬，依舊毫無寸效。推原其故，約有數端：
（一）則這時候的官軍，腐敗已甚。將帥也毫無謀略。教民勢極為飄忽，而官軍“常為所致”。又每戰，輒以鄉勇居前。勝則冒他的功勞，敗則毫無撫恤。教民也學著官兵，以被擄的難民擋頭陣。勝則樂得再進，敗則真賊亦無所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