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對於學術上的責任：做學生的第一件事就要讀書。讀書從淺近方麵說，是要增加個人的知識和能力，預備在社會上做一個有用的人材；從遠大的方麵說，是要精研學理，對於社會國家和人類作最有價值的貢獻。這種責任是何等的重大！讀者要知道一個民族或國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腳——而且要光榮的立住——是要以學術為基礎的。尤其是，在這競爭劇烈的二十世紀，更要倚靠學術。所以學術昌明的國家，沒有不強盛的；反之，學術幼稚和知識蒙昧的民族，沒有不貧弱的。德意誌便是一個好例證：德人在歐戰時力抗群強，能力固已可驚；大敗以後，曾不十年而又重列於第一等國之林，這豈不是由於他們的科學程度特別優越而建設力強所致麼？我們中國人在世界上原來很有貢獻的——如發明指南針、印刷術、火藥之類——所以現時國力雖不充足，而仍為談世界文化者所重視。不過經過兩千年專製的錮蔽，學術遂致落伍。試問在現代的學術界，我們中國人對於人類幸福有貢獻的究竟有幾個人呢？無怪人家漸漸的看不起我們了。我們以後要想雪去被人輕視的恥辱，恢複我們固有的光榮，隻有從學術方麵努力，提高我們的科學知識，更進一步對世界作一種新的貢獻，這些都是不能不首先屬望於一般青年學生的。
第二是對於國家的責任：中國今日，外則強鄰四逼，已淪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內則政治紊亂，民窮財匱，國家的前途實在太危險了。今後想擺脫列強的羈絆，則非急圖取消不平等條約不可。想把國民經濟現狀改良，使一般國民能享獨立、自由、富厚的生活，則非使國內政治能上軌道不可。昔範仲淹為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果然有誌竟成。現在的學生們，又安可不以國家為己任咧！
第三是對於社會的責任：先有好政治而後有好社會，抑先有好社會而後有好政治？這個問題用不著什麼爭論的，其實二者是相互影響的，所以學生對於社會也是負有對於政治同等的責任。我們中國的社會，是一個很老的社會，一切組織形式及風俗習慣，大都陳舊不堪，違反現代精神而應當改良。這也是要希望學生們努力實行的。因為一般年紀大一點的舊人物，有時縱然看得出，想得到，而以濡染太久的緣故，很少能徹底改革的。所以關於改良未來的社會一層，青年所負的責任也是很大的。
以上所說的各種責任都放在學生們的身上，未免太重一些。不過生在這時的中國學生，是無法避免這些責任的。若不學著“駱駝樣的精神”來“任重道遠”，又有什麼辦法呢？
除開上述三種基本條件而外，再加以“崇好美術的素養”和“自愛”、“愛人”的美德，便配稱做現代學生而無愧了。
（義務與權利）
貴校成立，於茲十載畢業生之服務於社會者，甚有聲譽。鄙人甚所欽佩。今日承方校長屬以演講。鄙人以諸君在此受教，是諸君之權利，而畢業以後即當任若幹年教員，即諸君之義務，故願為諸君說義務與權利之關係。
權利者，為所有權自衛權等，凡有利於己者，皆屆之。義務則凡盡吾力而有益於社會者皆屬之。
普通之見，每以兩者為互相對待，以為既盡某種義務，則可以要求某種權利，既享某種權利，則不可不盡某種義務。如買賣然，貨物與金錢，其值相當是也。然社會上每有例外之狀況，兩者或不能兼得，則勢必偏重其一。如楊朱為我，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德國之斯梯納(Stine)及尼采(Nietsche)等，主張唯我獨尊，而以利他主義為奴隸之道德。此偏重權利之說也。墨子之道，節用而兼愛；孟子曰，生與義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此偏重義務之說也。今欲比較兩者之輕重，以三者為衡。
(一)以意識之程度衡之。下等動物，求食物，衛生命，權利之意識已具；而互助之行為，則於較為高等之動物始見之。昆蟲之中，蜂蟻最為進化。其中雄者能傳種而不能作工。傳種既畢，則工蜂、工蟻刺殺之，以其義務無可再盡，即不認其有何等權利也。人之初生即知吮乳，稍長則饑而求食，寒而求衣，權利之意識具，而義務之意識未萌。及其長也，始知有對於權利之義務。且進而有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之意識。是權利之意識，較為幼稚，而義務之意識,較為高尚也。
(二)以範圍之廣狹衡之。無論何種權利，享受者以一身為限；至於義務，則如振興實業推行教育之類，享其利益者，其人數可以無限。是權利之範圍狹而義務之範圍廣也。
(三)以時效之久暫衡之。無論何種權利，享受者以一生為限。即如名譽，雖未嚐不可認為權利之一種，而其人既死，則名譽雖存而所含個人權利之性質，不得不隨之而消滅。至於義務，如禹之治水，雷綏佛(Lessevs)之鑿蘇伊士河，汽機電機之發明，文學家美術家之著作，則其人雖死而效力常存。是權利之時效短而義務之時效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