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隨雷慕沙之後的是斯坦尼斯拉斯·儒蓮[儒蓮（Julien，1797—1873），法國漢學家，以他名字設立的“儒蓮獎”是歐洲最高的漢學獎。] 和波茨爾[波茨爾（Pauthier，1801—1873），法國詩人、漢學家。]。德國詩人海涅認為，儒蓮有一個令人驚奇的重要發現，那就是波茨爾先生根本不懂中文，而另一方麵，後者也有一個發現，即儒蓮先生不懂梵語。然而，這些作者的初創工作是非常值得參考的。他們所擁有的一個優勢是他們十分精通自己的語言。另一個可能被提到的法國作家是德理文[德理文（De Saint Denys，1823—1918），法國漢學家。]先生，他對唐詩的翻譯是進入中國文學的一個突破，這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事。
在德國，慕尼黑的帕拉特[帕拉特（Plath，1802—1874），德國漢學家。]博士出版了一本關於中國的書，題目為《滿族人》（Die Manchurei）。像所有用德文寫成的著作一樣，這是一本十分不錯的可靠的書。顯然，書的構思是要給出現在中國的滿族王朝起源的曆史。但是，這本書的後麵一部分包含了關於中國問題的信息，我們知道，這在用歐洲語言所寫的其他任何書中都無法找到。和它相比，像衛三畏博士的《中國總論》（Middle Kingdom）這樣的著作，簡直就像是托兒所的故事書。另外一個德國的漢學家是斯特勞斯[斯特勞斯（Herr von Strauss），德國漢學家。]，他以前是在1866年被普魯士吞並的小德意誌公國的大臣。這個老大臣在隱退後以研究中文自娛。他出版了一本《老子》的譯本，並且最近出版了《詩經》的譯本。廣東的花之安[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德國漢學家。]先生說他的《老子》中的一些譯文是相當完美的。他翻譯的詩賦據說也是非常精彩的。不幸的是，我們無法得到這些書了。
我們上麵提到的這些在莫理循博士字典出版之後的學者大概都被認為是早期的漢學家。第二階段始於兩本一流著作的出現：一本是威妥瑪[威妥瑪（Thomas Wade，1818—1895），英國漢學家、駐華外交官。]爵士的《語言自邇集》；第二本是理雅各博士的《中國經典》。
對於第一本書，那些現在的知識已經超過了官方口語的人可能傾向於輕視它。但是盡管如此，它是一部偉大的著作——在它所論述的內容的界限內，在所有已經出版的關於中國語言的英文書籍中，它是最完美的。而且，這本書也是響應時代的需要和呼喚而寫成的。某本這一類的書必須寫出來，而且，瞧！它已經完成了，而且是用一種將當代的和未來的競爭的所有機會全部帶走的方式完成的。
那些翻譯中國經典的工作必須要做，這也是時代的必然，理雅各博士已經完成了它，成果是一打巨大而笨重的書卷。無論它的質量如何，他完成著作的數量當然是驚人的。在這些巨大的書卷麵前，我們幾乎害怕談起它們。然而，必須承認，這些著作並不能讓我們完全滿意。巴爾福[巴爾福（Balfour，1846—1909），英國漢學家，翻譯了大量漢文經典。]先生公正地評價說，翻譯這些經典大量依靠的是譯者所使用的術語。現在我們認為，理雅各博士所使用的術語是粗糙、拙劣、不恰當的，而且在某些地方幾乎是不合乎語言習慣的。迄今為止，我們是就形式而言的。而對於內容，我們不願意冒昧地提出自己的意見，而想讓廣東的花之安牧師來為我們代言。他說：“理雅各博士關於孟子所作的注釋，表明了理雅各博士對作者沒有一個哲學的理解。”我們可以肯定，理雅各博士如果沒有在他自己的頭腦中，從某些方麵，試圖把孔子的教義和他的授課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來構思和定型，他根本無法閱讀和翻譯這些著作；然而，無論在他的注釋中，還是在他的論述中，理雅各博士都沒有過一個詞組或句子，以表明他把孔子教義的真諦作為一個哲學的整體來考慮了，這是特別之處。因此，總而言之，理雅各博士對於這些著作的價值判斷，無論如何都不能作為定論被人們接受，而《中國經典》的譯者仍將繼續湧現。自從上麵提到的兩本著作出現後，許多有關中國的著作層出不窮。的確，有一些書具有真正重要的學術價值，但是，我們相信還沒有一部能夠表明中國學已經到達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