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封鎖台灣的鄭氏勢力，清初實施“海禁令”，不但片帆不準下海，且頒布殘酷無比的“遷海令”，康熙朝幾度重申，使沿海居民流離失所，謀生無路，乃至大量死亡，生靈之禍，莫慘於此。直到1683年清軍攻取台灣，次年才下令開海貿易。1716年，為隔絕內地與海外的聯係，康熙再頒禁海令，嚴禁商船到南洋諸國貿易，隻可往東洋貿易，並有禁止出海者滯留海外等種種限製。允許外商到中國貿易，到乾隆朝隻留下廣州一個通商口岸，以致貿易萎頓，百貨不通，民生日蹙。海禁對於近代中華民族的發展產生極大危害，不僅沒有海軍，不懂製海權，更有著全局性的深刻影響。閉關鎖國，禁止中國人到海外去，切斷了獲得外界信息的渠道，也喪失了對於科學技術發展的刺激的可能性，將這個黑暗大牢籠中的一條本可以透一點亮的縫隙都給堵住，並直接阻礙了造船業和漁業、鹽業的發展。中國的大門，也就此關上，直到被西方人用槍炮強行打開！
康熙有仁慈、寬柔、真誠、謹慎的一麵，然而也有專橫、殘酷、虛偽、自大的一麵。《清史稿·徐元夢傳》載：侍講官徐元夢因不會射獵，遭皇上責備，上疏辯白，令杖五十，抄沒家產，父母發邊。次日，康熙氣消，令太醫為徐治病，照常侍講。徐求釋父母，才令追回。冬天，有人劾某學士與徐互相標榜，徐被削去官職，投下大牢。翌年被判絞刑，康熙改為重刑，鞭百枷示三月，入內務府服勞役。五年後，康熙想到徐還忠誠，又令回上書房侍講。
廢黜太子事件中，任情治罪甚至濫殺大臣。如內大臣索額圖因是太子黨羽而被幽禁致死，兩個兒子也被處死。與索額圖交好的大臣全遭禁拘治罪，有的因保存有私信就交刑部處死。翰林檢討朱天保因上疏請立太子，就被刑訊逼供，最後處死，所供涉及官員或處死，或幽禁，或戴枷示眾。七十歲大學士王某兩次上疏請立太子，被嚴斥結黨求榮，令趴在宮中石階上擬稿認罪，後發配西北充軍，因王某年老而命其子代行。
康熙在平定“三藩”和抗擊沙俄作戰時雖曾下令鑄造新式武器，如傳教士南懷仁奉命研發神機大炮，還建立了火器營等。但作為以騎射發跡的滿人，康熙沒有看到中國軍隊落後於歐洲的現實，沒有近代軍工的眼光，停止發展新型火藥武器，沒有用現代火器去改良清軍的裝備。有人獻上繳獲的俄軍扳機擊發式火繩槍，康熙僅留下兩支自己玩，其餘下令毀掉。據說當時有人發明了連發火器，康熙也置之不理。從而使熱火器逐漸淡出清軍隊伍，直到鴉片戰爭，清軍依然以大刀長矛等舊式武器為主。去麵對西方的堅船利炮了！
據考，康熙後妃人數實居清朝諸帝之冠，好色可見一斑。康熙醉心於營造一個王權專製下的大一統安定繁榮的虛假局麵，大興土木建造承德避暑山莊和圓明園，這兩個超大級皇家樓堂館所，均在康熙年間開工。其中圓明園越幹越大，後任皇帝前赴後繼，一直幹到大清亡國。鋪張浪費程度，超過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君王，甚或可說這種醉心園林工程的皇家生活方式，直接為晚清垮台埋下了伏筆！
當然，康熙這些缺陷，與中國文化本身形成的局限有關，與中國地理環境的封閉條件有關，中國地處東亞，與西歐遠隔重洋，康熙無緣與西歐新興的資本主義社會相接觸，不可能意識到中國早已落後於世界，他隻能按照中國舊有的文化模式生活，他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在本質上與前代統治者並無差別。他所營造的所謂盛世，隻能是中國特定環境中的自娛自樂，一種根本沒有前途可言的“繁榮”，且必然走向無可奈何的衰弱。換句話說，就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環境之中，根本不可能產生能將中國社會引向進步的“聖君”，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