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的平民們是英勇不屈的。他們敢於反抗不公平的命運和不平等的製度。在陷入危機的時候，他們能團結起來，組成一個有力的集體，來扞衛自己的權利。亞裏士多德在描述梭倫改革的背景時指出：“多數人被少數人奴役，人民起來反抗貴族，黨爭十分激烈。”
在梭倫改革的前夜，整個雅典國家充斥著不安的氣息，那些淪為和即將淪為奴隸的平民們在醞釀著起義。人們預感到一個流血和殺戮的時代就要到來。普盧塔赫說：“貧富不均的程度已甚為嚴重，這個城市已真正到了危險的境地……似乎除了一個高壓力量外，並無其他方式可以解除這種困擾……”
鮮血的味道嚇倒了舊貴族，使他們忍氣吞聲地接受了梭倫的調節，交出了手中的世襲權利。因為他們十分清楚，內戰的結果，必然是整個國家分崩離析，大部分家庭也要家破人亡。
梭倫改革之後的曆次改革中，平民始終是主要的推動力量，正是在他們的不懈努力下，政治平等一步步擴大，民主權利一點點擴展，最終達到了所有公民政治權利一律平等的目標。希臘的平民不是烏合之眾，他們善於自我組織，善於和掌權者討價還價，善於運用威脅和妥協，迎來了自己的全麵解放。希臘的平民也不是懦弱之徒，為了自由和自尊，他們甘願流灑鮮血，他們不會被一兩次暴力鎮壓嚇破膽，從此隻掃自己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在希臘的改革運動中，確實有許多傑出人物為社會的進步獻出了生命，他們的勇氣和犧牲永遠值得後人尊重。
而在同時期的中國改革中，我們完全聽不到平民的聲音，也見不到平民的身影。這些改革，都是那些千方百計討好君主的文臣策士們提出來的。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從君主的一己利益出發，為了實現君主權力的最大擴張。因此，這些改革的最終結果都是加強了對人民的控製，粗暴侵犯了人民的基本自由。在這些改革的過程中，各國社會也出現過劇烈的動蕩，平民百姓也有過大麵積的反抗，不過他們的反抗方式隻有奔走逃亡，沒有任何一次有組織、有目標的反抗活動。相反，倒是那些利益受衝擊的舊貴族們的反抗更有力量、更有章法。
是希臘人天性勇敢，中國人天性懦弱嗎？顯然不是。兩種不同的改革力量背後依賴的是不同的社會結構：從文明之初，希臘社會就是一個個人社會。在改革開始前，希臘早已經是一個私有化程度很深的社會。國家對個人的控製力非常弱，普通人的自我意識、個人意識、獨立意識非常明確，他們認為，國家是個人的聯合體，是為每一個公民服務的。而直到戰國時代，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集體主義的社會，人們仍然生活在宗族公有製之中，每個人都作為血緣鏈上一個不可解脫的環節而存在。“東方的專製製度是基於公有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國的經濟力量和政治權力集中於國王一人之手，每個人都是依靠天子的恩賜才有衣食來源，在普通平民的意識裏，他們“吃國家的，喝國家的”，因此必須“聽國家的”，個人的權利意識極為淡漠。可以說，到戰國時代，中國人和希臘人已經“進化”成了完全不同的兩種人。
隻需要把曆史的視界稍稍拉開一點，我們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秦始皇是春秋戰國時代大一統專製思想的實踐者，他擔不起“專製主義”發明者的榮譽，頂多算是創造了一個“實用新型”。套用某些人愛用的句式，秦始皇是時代的產物。如果不出現秦始皇，也會出現趙始皇、齊始皇、韓始皇。秦始皇是由決定他、影響他、左右他的中國文化塑造成的。秦始皇是曆史下的蛋，而不是曆史是秦始皇下的蛋。
秦始皇恰好站在了曆史轉折處，而不是他製造了曆史的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