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改革思路同樣是反對血緣和門第。
在商鞅開始改革的時候，秦國社會仍然籠罩在濃厚的宗法製氛圍之中，貴族爵位世襲不變，血緣決定了一個人終身的窮富貴賤。
這種製度使得上層社會驕奢淫逸，唯以榨取民脂民膏為務。
在法家學派看來，西周王朝賴以建立的血緣宗族製度，已經暴露出其致命缺陷，不適應列國征戰的競爭時代。這是因為，第一，如前所述，血緣紐帶必然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鬆弛，不利於中央對地方長期的有效控製。西周的滅亡已經最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第二，以血緣為基礎的統治製度，使統治者隻能依靠血緣親疏來決定權力任命，不利於選拔真正的人才，來增加國家的競爭力。
生下來就可以獲得爵位俸祿，也使貴族們不思進取。而底層社會進身無門，嚴重壓抑了整個社會的活力。
因此，法家學派提出了兩大強化君主集權的措施：
一個是變分封製為郡縣製。他們主張，不再把國土分封給國君的直係血親，作為他們世世代代不變的封地，而是由國君派出官員直接管理。這些官員由國君任命，可以隨時更換。這就杜絕了“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尷尬局麵，國君對地方的控製能力大大增強。
公元前356年，商鞅廢除了世襲製，也就是“世卿世祿製”。
他“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也就是說，把大部分領土分成三十一個縣，由秦王直接任命縣令，以此加強中央集權，削弱世襲貴族權力。由此“百縣之治一形”，政治一元化基本奠定。
第二是廢除世卿世祿的鐵飯碗終身製。他們主張，要把爵位作為鼓勵人們為國家出力賣命的手段，而不是讓自己的血親寄生的資本。
商鞅規定，那些憑出身和血統獲得的爵位一律作廢，宗室貴族沒有軍功即取消其爵祿。商鞅把社會地位晉升的大門向所有人打開，宣布隻要為國家立了軍功的人，不論出身貴賤，都能受封為貴族。
商鞅的這一改革，一舉摧破了有史以來一直支配中國社會的血緣原則，確定了“爵位麵前人人平等”的新的晉升標準，對中國這樣一個血親社會來說，無疑是一項驚天動地的創舉，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新的等級製度具有相當的流動性，那些世代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平民首次有機會出將入相，與原來的貴族平起平坐，大麵積地調動了社會活力。從這點上說，商鞅的社會思想與梭倫有著一致的一麵。
不過，如果仔細推敲，我們發現，“梭倫式的平等”和“商鞅式的平等”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在梭倫的改革方案中，決定一個人社會地位的唯一標準是財產。而追逐財富，是每個經濟人的本能。
也就是說，梭倫改革是承認和解放人的自然屬性的。而商鞅的標準，則是一個人對國家目標或者說對“集體”的貢獻度。因此，梭倫的改革是從個人主義出發，是個人本位的。而商鞅的改革是從集體主義出發，是國家本位的。和重農抑商一樣，他的出發點不是為了給人民提供平等的政治權利，而是為了把人們的謀生、晉升途徑牢牢控製在國家手中，達到“利出一孔”。當嚴刑峻法阻塞了人們獲得社會晉升甚至謀生的其他途徑後，百姓可以“選擇”的唯一路徑就是走到國家為他們安排的道路上去，事事仰給於君主（國家）的恩賜，這就使民眾變成國家的工具和玩物，君主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奴役支配。正如商鞅所說：“農耕，是人們視以為辛苦的活。戰爭，是人們害怕的事。要讓人們從事辛苦的農耕，參加危險的戰爭，必須靠‘計算’。必須使老百姓隻有種地，才能得到利益，其他的謀生手段一律禁止。使老百姓隻有靠勇敢作戰才得獲得功名，其他晉升方式一律取消。”這樣才會出現“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等等在“正常”情況下，對“正常”的人來說十分反常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