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大部分中國人看來，結束天下混亂無序的狀態，就必須建立一個勢高權重、大權獨攬、直接控製天下的中央權威，以威勢統禦天下。他們說，“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眾者累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呂氏春秋》）他們認為，在政治設計上，必須吸取西周衰落的教訓，竭力推崇君主，樹立君主權威，尊君而卑臣，使本大而末小，天下有了重心，自然大定。在新的政治結構裏，天子必須把最高權力握於自己一個人手中，絕不能授予臣下，否則就會導致禍亂。“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墨子·天誌上》）“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揚權》）
因此，春秋戰國時代的許多著名思想家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尊君”理論。他們痛恨當世被各自的權臣把持的各國君主，不夠黑心，不夠野蠻，不夠霸氣，沒有足夠的侵略性，都是扶不起的阿鬥。他們焦急地給這些君主出主意，告訴他們要挺起腰板，硬起心腸，克服婦人之仁，拿起鞭子和刀劍，重建紀律和秩序，製服自己的臣民，這樣才有製服天下的可能。
墨子說，天子必須是人間極貴、極富、極智的人。在人間，他必須成為最高的絕對權威，由“貴且智”的人去治理“賤且愚”
的普通百姓，在人群中建立絕對嚴明的秩序，不得絲毫僭越，這樣天下才能大定。“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之百姓，言曰：
‘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也就是說，天子，是國中的聖人。
他發令於百姓說：“聽到什麼好的或者不好的事，一定要報告天子。天子認為對的，天下人都要頌揚；天子認為錯的，天下人都要批判。改正你們錯誤的言行，學習天子正確的行為。”如果這樣，天下就不會亂了。所以，天下怎麼樣才能大治？天子統一了天下的思想，天下就大治了。
法家對這一點的闡述最明晰。
《管子》的《明法》開篇就說：“所謂治國之道，一言以敝之，君主大權獨掌。亂國之道，一言以敝之，大臣以術邀權。所以一定要高尊君主，壓製臣下，這樣才能以勢禦國。”
馬王堆出土的《伊尹·九主》中則說：“專授，失道之君也。”就是說，把權柄授給臣下的，是失道之君。
《成法》中說：“吾聞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複一，民無亂紀。”這個一，既指一個思想，更指不可分割的一個最高權力。《九主》篇在如此之早就指出朋黨的危害：“主之臣成黨於下，與主分權，是故臣獲邦之半，主亦獲其半，則……危。”
《韓非子》則指出：“明君高高在上，什麼都不做，臣下就嚇得戰戰兢兢。明君治國之道，是使大臣們不得不竭力貢獻他們的智慧，君主依此做出決斷，所以君主不乏智力資源。能幹的人不得不全力為國，君主依此作用他們，所以君主才不乏治國之能。有功，則歸功於君主，有過，則歸過於大臣們，這樣君主才會永遠保持美名。”
餘英時對韓非子這段話有一段精彩點評。他說：“尊君卑臣論發展到韓非子才真正鞭辟入裏，深刻周至。反智論發展到韓非子才圓滿成熟，化腐朽為神奇。‘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這就是後世所謂‘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尊卑之分還能過於此嗎？有知識有才能的人要隻要肯聽‘明君’的話，規規矩矩地‘考慮’‘守職’，他們的知識，才能便都變成了‘明君’的知識，才能，‘富貴’是不在話下的。但是如果居然不識相，自高自大，興風作浪，亂提意見，妄發議論，那麼，不要忘了，‘明君’還有鎮壓的力量在後麵：‘世智，力可以勝之。’”
其實，後來真正在專製之世發揮著不斷的教育作用的是後世儒家從孔子“君君臣臣”一句中總結出的的尊君理論：“人主應該立於生殺萬人之位，與上天共持宇宙變化之勢。”“君主永遠不應該有惡名，大臣永遠不應在聲譽上蓋過君主。功績善行，都應該歸於君主，所有錯誤，都應該歸於臣下。這樣，大家才會對君主永遠敬伏。”“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