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專製，在較大的集體內建立起的民主無疑是更高級更複雜的組織方式。摩爾根說，在原始社會，能夠建立民主製度，通常是這個民族擁有較高智力和優秀才能的證明，比如北美的易洛魁人，他說：無論哪一種人組成了聯盟，這件事本身即可證明他們具有高度的智力。易洛魁人部落能夠完成這項事業，足證他們有著優秀的才能。而且，聯盟既是美洲土著所達到的最高組織階段，所以，隻可能指望在最聰明的部落中才會有這種組織。
掙不脫的血緣鏈
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關口是從血緣社會向契約社會轉變。
英國法律史學家梅因說：“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在有一點上是一致的。在運動發展的過程中，其特點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滅以及代之而起的個人義務的增長……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種權利義務上那種相互關係形式的……關係就是‘契約’……可以說，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處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
而中國文化一直沒有突破這個關口。直到一九一一年以前，每個中國人都不過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洪流中的一滴水珠，是家族傳宗接代鏈上的一個鏈條。“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得毀傷”，對自己的身體都沒有自主權。被束縛在家庭和家族網絡裏的傳統中國人，根本沒有為自己創設權利和義務的可能，因此也就沒有機會進化成“現代人”。直至今日，大部分中國人還沒法獨立地“為自己而活”。如果一個從農村出來的人發達了，就必須“提攜”自己的親人，把自己的親人像拔土豆一樣一個一個從農村拔出來，是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而“六親不認”至今仍然是一個非常嚴厲的道德貶語。當然，如今的中國社會已經從血緣社會發展到了“熟人社會”。過去的“愛有等差”“親親尊尊”原則演變成了“有熟人好辦事”規則。正如費孝通所說：“在這種社會裏，一切普通的標準並不發生作用，一定要問清了，對象是誰，和自己是什麼關係後，才能決定拿出什麼標準來。”在血緣紐帶徹底瓦解了的城市裏，人們千方百計構建種種“擬血緣”的關係網，以取代原先依賴其中的血緣網。人們認老鄉，攀親戚，找校友，找同學，定期聚會，“聯絡感情”，為的不過是辦事方便。
集體主義的生活方式促進了“群體利益至上”觀念的形成。
對集體主義的偏好已經深入到中華民族的集體潛意識當中：在中文裏，凡是包含“私”字的詞彙幾乎無一例外是貶意的，比如自私、私心、徇私舞弊、私通、私欲、私奔、私憤……一切與“私人”有關的似乎都是不正當的、邪惡的、見不得人的。相反，一切與公有關的詞彙則都是褒意的：大公無私、天下為公、公開、公平、公正、公理、公憤……一旦與公字為鄰，一切就都變得光明正大、大義凜然、壓倒一切了。比如一個憤怒吧，“私憤”隻能偷偷地、挾帶私貨式地“泄”掉，而“公憤”則可以用高音喇叭義正詞嚴的喊喝出來。
確實，有史以來，我們充分發揮了“集體主義”的巨大威力，辦成了治理黃河、修建長城、開鑿大運河等無數大事，也催生了大禹、蘇武、文天祥等無數舍身為國、為大家不顧小家的英雄模範。
幾千年來，我們一直熱愛集體主義。直到今天，我們還歌唱“人多力量大”，喜歡“集中力量辦大事”，提倡“一切行動聽指揮”，相信“步調一致才能取得勝利”。
然而，與此同時，強大的集體主義精神也給民族心理的發展造成了深刻的負麵影響：自古以來，我們就習慣於以“國家”“民族”“集體”的名義粗暴侵奪個人權利，而實質上，這些巨大的名義，往往是一家一姓利益的偽裝色。這種極端集體主義，其實是一種極端個人主義。曆代統治者都十分擅長用“集體主義”意識形態來壓製個人主義的發展，用“天道”“民族”“家族”“家庭”這樣的大帽子來壓製個人欲望和價值，提倡克製、犧牲、順從、守舊等順民品質，消滅個性、獨立思考、主體意識的發育空間。幾千年來，過於強大的集體主義把中國人壓製在細胞狀態，使其不能發展成完全的、有尊嚴的、充分實現自己的人，而隻能成為一個合格的臣民、家庭的一個部件、國家機器的一個螺絲釘、血緣鏈上的一個環節。這也就造成了黑格爾所說的“缺乏榮譽感、缺乏自尊”的奴隸人格。
通過對中國上古文明的梳理，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當今中國社會的許多問題，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或者更遠。文明進化的不徹底與再次發育的艱難，是“中國特色”的根本原因。認識到這一點，有利於我們對傳統文化轉型的難度進行更準確的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