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看管著家園，佑助著家族、部族成員，直接關心過問家庭和財產方麵的—切事情；他們保佑著後代五穀豐登、六畜興旺、人丁昌盛、福祿長壽。”
“祖先還能幫助本族人民贏得戰爭，因此戰鬥之前，要祭奠祖先，以求得到祖先的保佑。祖先可以托夢給人。祖先也可以降禍以懲罰後人。當祖先發怒時，人們必須設法撫慰使祖先的精靈安息。
比如，用飲料、家禽或牲畜等進行祭奠。直到今天，非洲人還在互相叮囑，不要忽略對祖先的祭奠。因為得不到祭奠的人在陰間是靠別人施舍過活的窮人。如果祖先的墳墓多年失修，那麼不肖子孫就要內心愧疚，反映了各族黑人意識中對祖先敬愛與畏懼交織。”
相信每個中國人讀了這段介紹，都會理解今天非洲黑人對祖先的那種虔信。其實，直到今天，中國大部分農民對祖先靈魂的看法與非洲黑人仍然毫無二致。每年節日，他們都絕不會忘記上墳，給祖先寄去紙錢。他們一邊燒紙，一邊會念叨：“爸、媽，給你們送錢來了，你們在陰間保佑你們兒子孫子們日子過得平平安安、旺旺香香的。”如果夢到死者，他們多會認為這是祖先因為缺錢或者在陰間境遇不好而“托夢”，立刻到墳上去燒紙，或者找“算卦”“看相”“跳神”的巫師“破解”。
在人類社會中，除了“中國式專製”聞名於世外，“非洲專製主義”也廣為人知。在中國五千年文化積累起來的專製文明，其基本精神與今天非洲、大洋洲等處於奴隸社會的部落居然一脈相通。
秦國創立的君主專製是中國政治史上一個技術性飛躍，在出現之初，這個製度以殘暴和“嚴刑峻法”而聞名。而非洲的祖魯國家在其建立初期，也表現出同秦國一樣突出的特點，即頻繁和過分地采用暴力手段，以此擴大和確立統治者的權威。哈斯說：“祖魯國家一經形成，隨之而來的發展表現為：在最早的兩個統治者的操縱下，大批地殘殺民眾和四處製造恐怖。民眾隻要有一點犯罪嫌疑，就要被公開處死，並且其罪行經常是隨意加上的。”
商鞅等改革家的偉大發明其實並不是多麼高明的智力成果，祖魯國王穆盤德的理論和中國法家學者異曲而同工，他“曾斷然對納塔爾地方事務長官阿費勒勒·雪卜斯冬君主宣稱：‘對祖魯人唯一的統治辦法就是殺。’”這個國王很明白暴力的必要性：“穆盤德的統治也說明了暴力威脅同暴力的有限使用相結合是如何成為其統治地位長期穩定的有效的因素的。”
在形式上，中國的皇帝專製製度與非洲、大洋洲一些奴隸製小國也有高度的一致性。在波利尼西亞的塔希提人中，對酋長和高等級的人的尊敬和畏懼被誇張到神秘的地步。塞爾維斯描寫道：“最高等級阿裏依是如此神聖，以至他用過的任何東西都成為禁忌的對象，而他觸摸過的任何食物對低等級的人來說是有致命的毒性的。
在某些波利尼西亞島上，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使最高首長幾乎完全保持不動。他出行坐轎、沐浴和進食由一個侍從服侍，而在西波利尼西亞他甚至不許當眾說話——由一個酋長發言人（通常是他的弟弟）來代表他發言。還有一個常見的習俗是最高酋長使用一套對平民禁用的古典語彙來發言。”（謝維揚《中國早期國家》）這種半人半神的狀態，與中國的皇帝何等相似！當馬嘎爾尼使團訪問中國時，他們驚訝地發現，在中國人眼裏，皇帝就和“神”一樣：他在十六人的大轎中如同神一樣降臨，在場數千人都一起行三跪九叩禮。皇帝不和別人直接說話，也不直接與別人接觸：當英國公使要與皇帝交談時，他要先通過翻譯把要說的話講給禮部尚書，禮部尚書再跪到皇帝麵前，向皇帝轉達。皇帝要向貢使說話，同樣如此。當貢使要把英國國王的信交到皇帝手中的時候，要經過這樣的程序：他要先把信交到禮部尚書手中，禮部尚書到皇帝麵前，叩頭，把信放到墊子上，太監取過信，再放到皇帝麵前……建立起成熟、強大、嚴密的專製主義政治，並不能算成中國人的驕傲。因為歸根結底，專製主義是一種十分低級的社會組織形式，連動物都會使用。
雞就具有強烈的專製性格。任意的幾隻雞關在一起，一開始會亂作一團，彼此啄食，直到形成穩定的暴力傳遞製度。最強壯暴虐的雞可以隨意地啄所有的雞，第二強壯的除了被一隻雞來啄，可以啄剩下的所有的雞，這麼一級一級下去，直到最後一隻，它被所有的雞啄而不敢啄別人。
大猩猩的組織方式也是如此。幾隻陌生的大猩猩遇到一起，首先要做的事是“明上下，辨尊卑”。通過暴力角鬥來確定彼此位置，直到決出一個最強橫、最野蠻、最狡猾的猩猩王。“遂掃平群雄，使百姓息於田野。”而其他活下來的競爭失敗者和那些膽怯的旁觀者於是立刻匍匐在地，三呼萬歲，從此成為王者統治下的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