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間，最重要的雜劇作家是楊潮觀(公元1712—1791年)，字宏度，號笠湖，江蘇金匱(今無錫)人。官居四川邛州時，得卓文君妝台舊址，乃建吟風閣，廣征文人吟詠其間，且令優人搬演自編雜劇於其中，作為紀念，輯為《吟風閣雜劇》四卷，包括32個短小精悍的單折雜劇，大都取材於曆史、神話或當代故事。或歌頌耿介高尚之士.或表揚廉潔儉樸行為，或闡述為官之道，或揭露鞭撻統治者的虛偽、貪婪、霸道，或譴責不義戰爭，大都具有諷喻勸懲作用。他還特地仿照白居易《新樂府》的作法，在每個雜劇前麵附上小序，說明創作動機。他的雜劇結構嚴謹，文詞精煉，案頭場上兩得其便。32個單折劇之中，常為人樂道的有《發倉》、《二郎神》、《罷宴》、《偷桃》、《荀灌娘》等，堪稱清雜劇的壓卷之作。
《發倉》演黃門官汲黯往河東撫恤災民，途經河南，發現當地連年荒歉，百姓忍饑挨餓。驛丞女兒賈王香勸說汲黯從權矯詔，持節發倉，救活了數百饑民。這出戲真切地描寫了災區黎民百姓的痛苦和官差的凶殘，提倡當官應與民作主，不要唯上是從，而應權宜行事。
進入明代，統治者大興文字獄，力倡程朱理學，規定“四書”(《大學》、《中庸》、、《孟子》)、“五經”(、《尚書》、、《禮記》、《春秋》)為士子必讀教材，強化八股取士的科舉製度。詩壇上出現了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台閣體”。雜劇創作進一步宮廷化、貴族化。明初的雜劇作家隊伍，主要是藩王朱權(寧獻王)、朱有燉(周憲王)及周圍禦用文人。作品主要是神仙慶壽、美人賞花、金童玉女、月令承應之類。少量的水滸戲、妓女戲也被閹割、削弱了積極的社會內容。此期的雜劇代表作是朱有燉的《誠齋樂府》，流行頗廣。
明中葉，王九思、康海、徐渭的出現，為日漸衰頹的雜劇藝術注入了新鮮血液。王九思的《杜子美沽酒遊春》借古人酒杯澆心中塊壘，借杜甫之口痛罵時相，“詞氣雄宕〔dang蕩〕，固淩厲一時”(王驥德《曲律》)。康海的雜劇《中山狼》取材於馬中錫的寓言小說《中山狼傳》，搬演婦孺皆知的東郭先生救狼卻險些被狼吞吃的故事。據傳有所影射，但客觀效果已遠遠超出作者的創作動機。這出寓言劇的意義不在於抒一己之憤，或鞭撻某個忘恩負義之人，而在於總結同邪惡勢力鬥爭的經驗教訓。說明對邪惡不能有絲毫的憐憫和慈悲，必須除惡務盡。此劇結構完整，情節緊湊，曲白生動，在典雅駢儷之風籠罩的雜劇劇壇上，顯得十分清新可喜。
《雌木蘭》演花木蘭女扮男妝，替父從軍，立功後回鄉，嫁給五郎的故事，塑造了馳騁疆場、殺敵立功的巾幗英雄形象。嫦娥變金剛，金剛變嫦娥的故事非常具有傳奇色彩。
《二郎神》演李冰父子擒龍鎮水、為民除害的故事，頌揚了降龍伏虎的英雄二郎神，闡明了人定勝天的道理。
徐渭的雜劇不受北雜劇體製的局限，曲不分南北，折可多可少，別開生麵，獨樹一幟。其筆力雄健，文辭酣暢，具有濃鬱的浪漫主義色彩。湯顯祖稱他為“詞壇飛將”。
徐渭還寫過《歌代嘯》雜劇(一說托名徐渭)，演李和尚偷了張和尚的帽子，卻讓張和尚去頂替奸情罪。州官奶奶因為吃醋，在後堂放火。老百姓點燈救火卻被處罰。這是一出具有嚴肅思想內容的滑稽鬧劇，通過荒誕的情節、漫畫式的人物，揭露了黑白顛倒的荒謬現實。使“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句諺語形象化。其嬉笑怒罵、冷嘲熱諷的筆觸，比《四聲猿》更為鋒芒畢露。
《四聲猿》包括四個短劇。其中，《狂鼓吏》演禰衡死後，在陰間受判官之請，重拘曹操之魂，重演生前擊鼓罵曹的情形。禰衡在堂上傲然擊鼓，一一列舉曹操罪狀，痛罵權奸的狠毒、偽善、狡詐、陰險、沉溺聲色、草菅人命、借刀殺人等罪惡。“其辭如怒龍挾語，騰躍霄漢間”(陳楝《北涇草堂曲論》)，寄托了作家深沉的哀怨和無邊的憤懣。
晚清時期，雜劇創作又出現了小高潮。阿英《晚清戲曲小說目》共收錄雜劇40種，其中有的歌頌民族英雄，有的揭露帝國主義侵華罪行，有的提倡婦女解放，被譽為“慷慨激昂，血淚交迸，為民族文學之偉著，亦政治劇曲之豐碑！”(鄭振鐸《晚清戲曲錄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