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那麼，你移居北京的理由是什麼呢？
答：是健康上的問題。我對潮濕過敏，以前在南方，每天要兩台抽濕機二十四小時工作，在我的房間裏放一台，房間外麵入口處放一台。由於潮濕過敏，我外出活動減少很多，除早晨鍛煉一個半小時之外，就一直關在房間裏不出去。從去年十一月份開始來北京生活，北京很幹燥，很舒服。
問：你孩提時代的家庭環境如何？父母情況如何？
答：我家與一般的家庭沒什麼兩樣。父親是個相當理性的人，建國前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大概因為這個原因，他平時也顯得十分冷靜，一九五七年，父親被打成了右派。母親也是共產黨的幹部，也被下放勞改了。我小的時候，家裏書架上有西方文學的書。從十二歲起我就開始讀那些書。我父親不懂我的小說，但是對我作為小說家成名，他好像很開心。
問：您對什麼樣的文學作品感興趣？
答：卡夫卡、博爾赫斯，還有莎士比亞、但丁、歌德等人的作品我都研究。以前中國對他們的作品的研究停留在表麵上，我感到很不滿足。他們的作品都是發自內心，可以說表現了人類靈魂中最黑暗的東西。這樣優秀的作品可以在人類精神史上占據應有的位置。
問：中國文學，從古典到當代，有可以稱做人類精神史的作品麼？
答：魯迅的《野草》《故事新編》有幾篇可以說是這樣的作品。魯迅在看透了中國文化本質之後，衝破了它的束縛。但是我所注意的，還是西方文學，西方文學可以說是“無中生有”的文化，富於理想和幻想，有不斷地提供新內容的力量。從《聖經》開始，但丁、莎士比亞，還有《堂吉訶德》等古典名作都有共同的藝術構建，也可以說是靈魂的建構。它是自身內部可以生出什麼來的構建……這種認識是通過自己的創作經驗體會、感到的東西，特別是四十五歲一過後，對這個問題的感受就比較清楚了。現在我對《聖經》，特別是《舊約全書》的幻想故事很感興趣，並在做研究。與西方文化相對比，中國文化已經喪失了生出新東西的力量了，就是像西方文化那樣的“無中生有”的力量。這裏深含著中國文化心態的特征。所以我不喜歡中國文化。
問：您在學外語嗎？
答：現在在學英語，已經有十年了吧，很有意思。
問：您對日本文學如何看？比如大江健三郎等，我覺得他們的作品與您所追求的文學有很切近的東西，您怎麼看？
答：對於日本文學我沒有做什麼研究，但是能感到東方文化共同的弱點。我覺得大江先生的作品思想性非常深刻，但感情方麵，或者說在文學水準上，應該怎麼說呢？我感覺並不太深，文學表現比較老舊，是一些缺乏新鮮感的東西吧。我參加了去年九月份召開的“中日女作家交流會”，有了與日本女作家交流的機會。與會者之中有一位作家的作品與我的作品有部分的相似，使我感到吃驚。那位女作家就是鬆浦理英子。在清醒認識來自社會的壓力、壓迫這一點上，也許我們所處的周遭環境有相似的部分。問：鬆浦的小說《大拇指P的修業時代》類的作品是圍繞身體（的一部分）寫的。可是，您說您是放不下“精神”=靈魂的構造，是不是你們看似相似實質還是不同呢？
答：可感性上確實是相似的。鬆浦也應該有寫不出小說的時期吧？那大概就是在一邊感受著社會的壓迫一邊探索著創作方向吧。問：那麼，您的創作原動力是什麼呢？是社會的壓力和壓迫麼？
答：是想衝破裹挾著自己的、來自外部的和社會的壓迫的力量。那是從內心湧出、分裂，通過特異的個性變化而來的。那是誰也沒有達到的、沒有見過的對人心的黑暗的描寫，越黑越好……把對現實社會的抵抗移入自己的內部。在內心反複地廣泛地展開鬥爭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蒼老的浮雲》中的女性通常是不動的，男性一方則是動的，因為他必須經受各種挫折和經驗。托爾斯泰寫的作品寫惡人洗心革麵的故事比較多，比較起來我的作品呢，好人在產生自我意識的同時開始做壞事，並且自己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一般人即使做著壞事自己也意識不到。僅僅是這一點點差別，但是卻是決定性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