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通過武舉製入選的武士，其地位遠不能和通過文科考試中舉的進士相比。但是它畢竟通過一些實戰技能作為考試內容，促進了軍隊武藝的規範化，同時給習武的人提供了一條進身之路。唐以後的宋、明、清都繼承了唐朝的武舉製度，隻是在考試科目上有適當的變化。
這種表演性劍術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精通劍術的人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劍術家就是裴旻〔min民〕，劍一到了他的手中，就像有了生命。《獨異誌》對他的劍術是這樣描寫的：裴旻騎在疾馳如飛的馬上，手中的劍左右揮舞，寒光閃閃，忽然，他振臂一揮，寶劍一下子飛起數十丈高，直逼雲端，發出閃電般耀眼的光芒，隨即從高空直刺下來，疾如流星，隻見裴旻舉鞘一揚，“喀嚓”一聲，寶劍入鞘。站在一旁圍觀的幾千人，看得頭發根直發麻。裴旻的劍術、李白的詩和張旭的書法在唐代被人們稱為“三絕”。裴旻的劍術與實戰的技術已有了相當的距離，帶有明顯的娛樂化、藝術化特征，所以能夠吸引數千人。
中國的奴隸社會是在幹戈碰撞的電閃雷鳴中拉開帷幕的。大禹的兒子啟，改變了過去禪讓方式確定首領的做法，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世襲的奴隸製國家夏(約公元前21世紀一前16世紀)。這種做法立刻引起了東夷部落的強烈不滿，在首領伯益的領導下，起兵反抗，爆發了夷夏戰爭。後來，伯益戰敗身亡。啟為了鎮壓東夷的反抗，非常重視軍事訓練，把他的軍隊集中在大樂的曠野裏進行擊刺練習(《山海經·海外西經》)。東夷族善於使用弓箭，有很多神箭手。古代神話中有名的英雄，曾經彎弓射落過九個太陽的羿就是他們後來的首領，在夏啟的兒子太康繼位後，羿率領著他的神箭手們又與夏進行了激烈的戰鬥。從此，戰爭就成為促進武術發展的主要動力，武術的發展與戰爭形式的變化、兵器的演進、戰術的更新緊緊地聯係在一起。
由於戰爭規模的擴大，軍事武藝在普通老百姓中普及開來。在西周時，隻有貴族和自由民才能當兵，野人(奴隸)是沒有資格當兵的。而在春秋戰國時，各國都積極地采用各種措施對農民進行軍事訓練，農民平時耕田種地，戰時編成軍隊，上陣打仗，一年之中“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國語·周語》)。武藝高強的人得到國家重用。曾經是春秋霸主的齊桓公就下令讓地方官推薦身強力壯、武藝出眾的人才。如果有這樣的人才，而地方官隱瞞不報，就會受到處罰(《國語·齊語》)，並對戰場上斬獲敵人的將士予以重賞，因此，後來齊國人以精通格鬥技術而天下聞名(《荀子·議兵》)。荀子(約公元前313—前238年)還指出，身體強健的武勇之士，是讓敵人日日擔心、困頓衰竭的利器，應當大量地招納這些人，磨礪他們，使他們為朝廷服務。(《荀子·王製》)
劍在戰場上地位的下降反而使擊劍的風氣在社會上風行開來，人人都喜歡擊劍，喜歡佩帶寶劍，劍術有了很大的提高。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每人都在腰間掛一口寶劍(《晉書·輿服誌》)。雖然從漢代起，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已經形成，但是，當時的讀書人卻一點兒不像封建社會後期那些弱不禁風的白麵書生，大家都以能文善武而自豪，許多文人墨客與劍術結下了不解之緣。著名的曆史學家司馬遷的祖上在趙地就曾以傳授劍術而馳名；東方朔15歲就學習擊劍；大文學家司馬相如年輕時不僅喜歡讀書，而且喜歡擊劍。漢武帝時，勃海郡博學多文的儒士雋不疑，應邀去見一個大官，看門人要他解下佩劍，雋不疑十分堅決地回答道，劍是君子用以自衛的武備，不能解(《漢書·雋不疑傳》)。陳壽寫道他在“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三國誌·吳書·吳主傳》)。這個時期還出現了不少專門講擊劍方法的文章，據《漢書》記載，這樣的文章有38篇，可惜後來都失傳了。東漢末年，劍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不少技藝高超的擊劍家，這些人遊走四方，傳授劍術。如在漢桓帝和漢靈帝年間(公元147—189年)，在首都洛陽城，一個叫王越的劍師就十分有名，教過不少徒弟。
從春秋戰國開始，中國古代武術隨著軍事鬥爭的發展而逐漸形成自己的雛形，既有技擊，又有套路，但是此時的武術還處於一種不成熟的狀態，有的還沒有從軍事武藝中完全分離出來；有的則又過於藝術化，舞蹈化，難以劃清與藝術的界限，還沒有形成自己的理論體係和內容結構。與明清時的武術相比，這時候的武術還隻是一種處於雛形狀態的武術。
氣勢逼人的武舞從商周開始用於驅鬼的“儺〔nuo挪〕”、“儺祭”、“儺舞”中，在宮廷裏進行的“國儺”、“大儺”活動中，方相氏(大巫師)身上蒙著熊皮，頭戴有四隻眼睛的金光閃閃的麵具，身著黑衣紅褲，執戈揚盾，率領100個奴隸，威風凜凜地與誰也看不見的假想敵展開一係列的搏鬥，“戈擊四隅”，最後，將“方良”(魍魎)趕走(《周禮·更官》)。《後漢書·禮儀誌》對漢代宮中的“大儺”也有同樣的記載。
步兵的近戰格鬥也促進了赤手空拳的肉搏技術。在武器損壞或失落時，徒手的拚搏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唯一手段。《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載了晉文公的一個夢，他夢見自己與楚成王搏鬥，被楚成王壓在下麵。這雖然是一個夢，卻反映了當時戰鬥中的實際狀況。古代的徒手格鬥有不同的名稱，有“搏”、“相搏”、“角力”、“戲”、“批”、“手搏”等，是重要的軍事訓練內容之一。帶兵打仗的將軍們都有徒手格鬥的本領。《春秋·僖公元年》中有這樣一個故事，一次魯國與莒〔ju舉〕國打仗，魯公子友率兵打敗了莒軍，擒獲了莒軍主將莒拿。戰場上的勝利似乎未能使他完全得到滿足，於是，公子友命令他的部下走開，自己與莒拿進行一對一的徒手搏鬥。想不到莒拿手搏的技藝十分高超，公子友被他壓在下麵，急切之中，在部屬的提醒下，公子友拔出名為“孟勞”的寶刀，刺死莒拿。這個故事說明，當時的手搏不是鬧著玩的，一方被壓倒在地，手搏並沒有結束，大概是有受傷、甚至丟失性命的危險，公子友才不顧自己的名譽，違背手搏的規定，拔出刀的。當時的徒手搏鬥，常用一些擊人要害、置人於死地的手法。這時的手搏實際上是摔跤、拳擊、擒拿等各種徒手格鬥方式的綜合。
北朝還出現了“五兵角抵”(《魏書·樂誌》)，這種角抵已不再是赤手空拳的踢、打、摔、拿，而是真刀真槍的對練，所謂“五兵”就是對打時使用的五種兵器，即戈、矛、戟、酋矛、夷矛。《洛陽伽藍記》記載北魏有兩名武技高強的壯士，一是羽林馬僧相，善於角抵，往空中擲戟，可擲得與百尺高的大樹同高，而另一位是虎賁張車渠，一揚手也可將刀擲得高出樓頂一丈。皇帝常命令這二人對為角抵。
秦朝這種徒手格鬥、以娛樂為目的的角抵戲，在西漢(公元前206—公元8年)初期被視為玩物喪誌，不利於社稷國祚，被漢高祖劉邦禁止過。但是，隨著生產的發展，社會的繁榮，角抵戲越來越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娛樂活動，不僅成為漢皇室貴族們在飯餘酒後喜愛觀賞的一種表演，而且也是向四方來賓顯示國力的一種手段。特別是到了漢武帝時(公元前140—前87年)，國力強盛，再加上武帝本人特別欣賞這種活動，角抵戲迅速發展，表演的節目不斷增加，規模也越來越大。漢代角抵戲後來發展成為包括歌舞、音樂、雜技、魔術等眾多節目的一種綜合性文藝大會演。每逢節日和外國貴賓來朝，就舉行這種表演。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春天，漢武帝盛會招待外國來賓，為顯示國力，不僅請來賓們參觀國家藏儲的奇珍異寶，以“酒池肉林”款待，還為他們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角抵戲表演，方圓300裏內的老百姓都趕來觀賞，盛況空前，也是從這時開始，角抵戲的內容逐年增加，規模越來越大(《史記·大宛列傳》、《漢書·武帝紀》)。漢元帝時(公元前48—前33年)，角抵戲因耗資巨大又曾被禁止過(《漢書·元帝紀》)。但是，不久便又恢複了。由於角抵戲包含的內容越來越多，已經突破了“角抵”一詞所能包含的範圍，於是到了東漢(公元25—220年)人們就稱它為“百戲”。在這種綜合性的文藝大會演中，最受人們歡迎的仍然是徒手格鬥的項目，如角抵，還有持兵器的表演，如“東海黃公”，就是很吸引人的一個節目。這個節目取材於古時候的一個傳說，東海郡(今山東剡城縣)人氏黃公，年輕時擅長一些法術，有降龍伏虎的本事，經常身佩赤金刀，頭紮絳色的綢帶，表演一些非常吸引人的幻術。但是，後來，黃公年老體弱，再加上飲酒過度，功力大衰。秦朝末年，一隻白虎在東海境內出現，黃公手提赤金刀前去殺虎，不料，法術失靈，反而喪身虎口。這個故事，成為漢代百戲中一個重要的表演內容，張衡的《西京賦》中也提到過。在節目表演中，化了妝的黃公，在器樂的伴奏聲中揮舞寶劍，表演與老虎周旋、格鬥的各種動作。但是，由於這種表演追求的是吸引觀眾興趣的觀賞性，這一部分內容越來越脫離武藝，從而走上戲劇化的道路。
蜀國的劉備，武藝雖沒有他的五虎將那樣高超，一副雙刀卻也用得相當精熟。吳國的孫權於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在一次打獵中，騎的馬被老虎咬傷，勇武的孫權，毫無懼色，擲出雙戟將虎殺死。(《三國誌·吳書·吳主傳》)
唐代女子也保持著巾幗英雄的雄渾武風，就是宮女們也有不凡的身手，這在唐詩中有生動的描寫：“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杜甫《哀江頭》)
唐朝(公元618—907年)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這個鼎盛時期是經過了東漢末年以來300多年的戰亂取得的。長期的戰爭促進了軍事理論的發展。古代被稱為“武經七書”的七部著名兵書中的《李衛公問對》，就是唐朝開國功臣李靖對軍事鬥爭的總結。這部書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戰爭更是直接促進了軍事武藝的發展。出現了一些高難的格鬥技術，如，秦王李世民手下的一員大將尉遲恭不僅武藝高強，有萬夫不當之勇，而且還有一手絕活：在戰場搏殺中不僅能巧妙地避開敵人的長槊刺擊，而且善於空手奪槊。李世民的三弟李元吉聽說後，不相信，要與尉遲恭親自比試比試。李元吉善於使槊，正想借這個機會除掉他懷恨已久的尉遲恭，就手舞長槊，殺氣騰騰地拍馬猛刺過來。尉遲恭眼疾手快，撥馬閃身讓過，一個鷂子翻身乘勢握住李元吉的槊杆，腰一扭，臂一擰，輕而易舉地拿下了鐵槊。就這樣一連三次奪走長槊，李元吉羞得滿麵通紅，心中不得不服。(《舊唐書·尉遲敬德傳》)
就是讀書人也常常有逼人的武風，最典型的是孔子的學生子路。一次孔子與他的幾位弟子在山野中漫遊，問眾弟子有什麼誌願。子路回答說，他的願望是，在國家有危難時，手持長戟，與龍虎之師踴躍奔騰，蕩三軍，滅強敵(《韓詩外傳》卷七)。孔子的另一個學生冉有(公元前522—前489年)不僅有運籌帷幄、統兵打仗的帥才，曾於魯哀公十一年率魯國軍隊與齊國作戰，打敗了齊軍，而且還有一身武勇，能在戰鬥中親持長矛，衝鋒陷陣。當有人問他為什麼對軍旅的事這樣熟悉，他回答說，是跟孔子學的。(《史記·孔子世家第十七》)
從商代(約公元前16世紀—前11世紀)後期開始一直到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年)，作戰的主要形式是車戰。軍隊由車兵和步兵組成，車兵是作戰的主力。戰車由兩匹或四匹馬拉著，車上有三名武士，站成一個“品”字形。位於中間突前位置的是駕車的禦者，由善於駕馭戰車的武士擔任。站在左方的是射手，也是車長，拿弓搭箭，負責較遠距離的殺傷；右側的武士是擊刺手，拿著長矛，等到與對方的戰車相接時做近距離的搏殺。由於在車廂裏作戰，車上的武士們走動較少，披掛的鎧甲也比較重。在戰車後還尾隨著一定數量的步兵。軍隊的骨幹都是貴族子弟，士卒由自由民充任。在打仗時，奴隸也有從軍的，但隻能充當徒兵或服一些雜役，不在正式軍隊編製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