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對中國古代教育和學術文化的發展曾產生過重要影響。書院教育的許多特點和積累的寶貴經驗，引起了各方麵的重視。近些年來，在中國教育史、中國文化史學者們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書院的起源曆來是書院研究者十分關注的問題。幾代學人曾以不同的學術觀點，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過探討，得出過不盡相同的認識和結論，對人們認識書院教育的本質特點提供了多方麵的啟示。
從中國教育史的角度探討書院的起源，主要是需要探明具有講學活動的書院起於何時。為此，很有必要對書院的性質和特點作出恰當的界定。根據現有認識，綜合各家的研究成果，我們初步界定為：書院教育是指以私人創建或主持為主，收藏一定數量的圖書，聚徒講學，重視讀書自學，師生共同研討，高於一般蒙學的特殊教育組織形式。其中，廣收圖書、聚徒講學為書院教育的本質特征，我們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探討中國書院的起源和書院教育發展史的。
麗正書院和集賢書院的基本職能是修書、校書。其動機和目的重在顯示唐代統治者崇儒問道的精神和功德，同時也表明唐代統治者繼承和弘揚曆史傳統、以古鑒今的決心和善舉。
麗正書院、集賢書院作為為朝廷刊緝經籍，校理圖書，征儲賢才，侍讀侍講，承旨籌策，撰述待製，辨別邦國大典，以質史籍疑義而備顧問應對的館閣，固然同聚徒講學的書院有別，所以，它不是作為“士子肄業之所”的通常意義的教育組織。然而，唐代的麗正書院、集賢書院較漢魏以來的秘書監、文德殿、文林館、麒麟閣一類的朝廷館閣專為“修書之所”有所發展，增添了侍讀侍講，以質史籍疑義的新職能，不能不說它已步入宮廷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具備了特有的教育功能。特別是搜集、收藏圖書，理校經書史籍，極大地啟發了社會上一批讀書士子利用藏書，在個人研讀的基礎上，發展成授徒講學的教育新思路。因此，唐代官府創置的麗正書院、集賢書院，雖非士子肄業之所，但它對於書院教育發展無疑也產生了明顯的誘發作用。
有一次，中書舍人陸堅提出：集賢殿書院學士用人不當，而供俸太高，耗費過重，無益於國家，主張罷免眾學士。張說聽到後，公開予以駁斥，指出：自古以來，帝王功成之後，往往有驕奢自滿之失。有的大興池觀，信佛奉道；有的迷戀聲色，腐化墮落，耗財擾民。如今，皇帝崇儒問道，親自講論經籍，聘請眾多豪俊之士，創置麗正書院，作為天子禮樂之所，所用費用極少，而所獲益處卻極大。陸堅之言，實無道理。玄宗得知，深信張說之言有理。陸堅由此而不再受重用了。
起初唐玄宗的大臣名儒褚無量，認為內庫舊書自唐高宗以來，一直藏在宮中，曆時久遠，逐漸丟失、損壞，奏請派專人繕寫、刊校，以便弘揚經籍之道。這項建議深得玄宗讚同，遂令在東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寫，並廣采天下異本，進行刊校。經數年努力，四部經籍，得以充備。玄宗十分高興，命褚無量於麗正殿以續前功。
不過，唐代的麗正書院、集賢書院較前代的藏書、校書機構職能有所擴展，新增了谘詢、顧問、侍讀、侍講的職能。通過“刊緝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發現“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上奏請求征集，“其有籌措之可施於時，著述之可行於代者，較其才藝而考其學術而申表之”。據《新唐書·百官誌》“集賢殿書院注”稱：唐玄宗“嚐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大學士侯行果等曾侍講《周易》、《老子》、。侍講後，玄宗經常賜酒宴，學士與玄宗燕飲為樂，前後賦詩唱和，多得玄宗嘉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