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政府統治中國的260多年裏(公元1644—1911年)，中國封建社會經曆了由強盛走向衰落的過程。在這一時期內，與政治形勢的變動相關，地理學界亦出現了顯著的變化：隨著明末清初西方地理知識的傳入，出現了一些新的地理思想和大規模的新法大地測量；稍後，專製統治的強化，考據學的興起，有促進了傳統輿地學的發展；而到清代後期，列強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衝擊，則激發了近代地理學在中國的萌芽。
劉獻廷(公元1648—1695年)，字繼莊，又字君賢，自號廣陽子，順天府大興(今北京大興縣)人。他主張經世致用、學以致用和經濟天下，認為學問不應隻滿足於了解一些書本知識。他對禮樂、醫術、法律、農桑等都有鑽研，而以對地理的見解最為重要。針對中國曆代地理著作重沿革、人文，且偏重描述的特點，他提出地理學必須科學化，必須注意自然地理規律的探討。他在《廣陽雜記》卷三中說道：
誌也者誌其跡，記也者記其事。說則不然，說其所以然，又說其所當然，說其未有天地之始與既有天地之後，則所謂輿地之說也。
“說”的內容包括有：
顯然，孫蘭這種強調重視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規律研究的思想，與劉獻廷革新中國古代地理學傳統的思想一樣，代表了當時的進步地理學思想。
正是在這種新知識的刺激下，清初康熙、乾隆兩朝采用西方科學方法，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全國大地經緯度測量和地圖編製工作。
利瑪竇之外，其他傳教士如蔣有仁、艾儒略、南懷仁等也都向中國介紹了不少新的地理知識，擴大了清初人們的地理視野。也提高了投影法、經緯度測量在地圖製作中的重要性和意義。
利用這兩次大地測量數據，采用經緯度和投影法，清初先後編繪了兩種全國地圖，即康熙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公元1717—1718年)製作的《皇輿全覽圖》和乾隆時期的《乾隆內府輿圖》。《皇輿全覽圖》以經過北京的經線為子午線，圖幅範圍由子午線向西40多度；向東至東海；北到北緯55度。包括內地各省以及東北各省、內外蒙古、台灣及哈密以東地區。全圖由28幅分圖組成，比例尺為1∶40萬—1∶50萬。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又將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等繪製的西藏圖補入總圖中。《乾隆內府輿圖》(又名《乾隆十三排圖》)是在《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吸收了新疆等地的新測量成果，於乾隆二十五一二十七年(公元1760—1762年)繪製的，也是采用經緯度和投影法製成的地圖。它所涉及的範圍約大於《皇輿全覽圖》一倍，圖上的地理範圍：以中國為中心，西至波羅的海、地中海；北至俄羅斯北海；南至瓊島(海南島)；東至海。是一幅真正意義上的亞洲地圖。
這種地理思想出自他大量曆史事件研究的基礎之上，而且在17世紀初就明確提出，充分代表了當時較先進的地理認識水平。
何以為山，何以為川，山何以峙，川何以流，人何以生，國何以建，山何以分支別派，川何以輸瀉傳流，古今何以遞變為沿革，人物何以治亂成古今。
知求地利於崇山深穀、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際，烏足與言地利哉！
孫蘭，明末清初地理學家，字滋九，一名禦寇，自號柳庭。著有《柳庭輿地隅說》、《大地山河圖說》、《古今外國地名考》等。在自然地理規律與學科發展方麵，有許多重要見解。
明末清初，不少西方基督教傳教士遠渡重洋，來到我國進行傳教活動，為了取得中國士大夫的信任，他們也不斷將西方帶來的科學技術知識介紹給中國人民。如明萬曆初年來華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公元1552—1610年)就曾繪製了多種世界地圖(如《山海輿地全圖》、《坤輿萬國全圖》等)，介紹西方地理知識和成就。由於他的地圖是運用西方科學的地球球體觀念、經緯度和科學投影法來繪製，同時又吸收了地理大發現的新知識。因此，他的地圖就給中國人帶來一個新的世界，給中國人的地理觀念和認識以很大衝擊。如通過他的地圖，給人們介紹了有關地球說和寒、溫、熱帶的劃分；介紹了整個世界地理概貌：當時已將世界分為五大洲，即歐羅巴(歐洲)、利未亞(非洲)、亞細亞(亞洲)、南北亞墨利加(南北美洲)、墨瓦蠟泥加(澳洲)，同時還把五大洲的位置及四鄰界址作了扼要說明；各洲之上還標出了漢語國名，河、湖、海、島名稱。其中一些名稱一直延用至今，如地中海、尼羅河、羅馬尼亞、羅馬、古巴、大西洋、加拿大、南極、北極、地球、經緯線、赤道、北極圈等。此外，他還以科學方法測定了中國許多地方(如北京、杭州、西安、太原等)的經緯度。指出繪圖中經緯度的重要性，以及經緯度的表示方法等。
劉獻廷的這一思想，無疑對改變我國古代地理學的沿革地理傳統，促進地理學趨向近代化、科學化，有著積極的意義。然而，他的觀點和思想卻並不為當時人們所重視，甚至在他死後不久的乾嘉時代，反倒興起了一個更趨向沿革古跡“人事”化的沿革地理學熱，使以沿革地理為主要特征的中國古代地理學得到更大的發展。